萧功秦/文
我的第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是我的第九本书，和前八本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但这并不是感想式的议论，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来对历史与政治学的严肃的理论思考，融合到了我的这些文字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由访谈录与讲演稿构成的，提问者的问题是鲜活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当下读者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对转型中的困境与摆脱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与讨论，这使得这本书的现实感特别强，我想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克服焦虑感，超越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坚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话是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从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即将启动的再改革时代，我的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一改革潮流的呐喊与呼应。
一
首先，要改革就必须认清我们体制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是认识当今中国国情的关键。它从改革以前的体系中演变过来的，吸收了很多革命时代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来再建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下的威权政治，通过这种威权政治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我有时把它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体制转型而出现的模式，而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优势是利用革命时代转化过来的组织资源，重新形成现代化的动员系统。应该说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富强的目标，至少可以说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全能型”的威权政治，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所有的经由“维新路径”转化过来的体制模式都具有的特点，那就是，生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与旧体制、旧观念与旧的文化思维的关联比较密切。它与革命时代的旧思维的剥离能力相对较弱，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与社会结构时，体制的惰性就约束了改革向前发展的动力。再加上官僚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习惯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当道者往往不是通过改革创新来克服，而往往通过强化体制的刚性控制力来解决，社会矛盾不是化解，而是不断积聚与恶化。治理者往往还认为这种刚性控制是我们体制强有力的优势的体现。当今中国的困境日益严重，正是这样形成的。从目前看来，久而久之，我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下庇护网腐败与权力自利化”的困境，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困境”，第三个是“强国家高税收下的国富民穷困境”，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第五个是“人文教育缺位、社会价值劣质化、社会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这五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自下而上地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激进自由派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左右激进主义，就是激进的“新文革”思潮与激进的西化主义思潮。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做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
应该说，左右两种思潮在我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的改革前时代，左的激进革命思潮和右的激进西化思潮，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民间政治文化中都有其深厚的积淀。中国过去有左与右的激进主义遗产，从价值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到话语系统，左右激进主义都相当成熟，它们都有着把复杂的社会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简化为政治口号的能力，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起来，形成广场上的民粹主义动员能力，并能强有力地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应对左右两极的巨大挑战，不能够真正地、切实地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愤无所泄的人们就会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在左右拉锯战中，社会将走向分裂，这些年来，左右之争正开启着这种接锯战的序幕。两股激进势力各有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价值信仰，各有它们在民间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各有各的“魅力”。在左右激进主义的“革命”冲击下，中国出现历史倒退决不是不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被清末以来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并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种危机就是新文革模式。
这里我要更多地谈谈第三种危机，那就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极端国家主义模式。根据我的研究，极左的东西在危机条件下，很容易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思潮，事实上，“二战”前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家与青年军人，许多原来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辉，当他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与对内反对财阀资本主义结合到一起，就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当下出现的南海问题正在日益为这种结合提供导火线，高调的民族主义有可能绑架政府，把政府说成是不作为，失去爱国心，在历史上这已经有太多不争的事实。我在这本书中还有几篇专门谈高调民族主义危害的文章，可以说发人之所未发，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原则，中道理性强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渐进原则，在威权体制下面，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积小变化为大变化，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从而化解社会的矛盾，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强调的是多元试错，让各地与各企业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让改革权力下放，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来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走歪，我认为大方向基本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般逻辑。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五步逻辑，从后革命的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邓小平已经完成的改革派掌权。第二步就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这一步就是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做的事情。只有经由改革者掌权，才能做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经济起飞，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经济起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后，才可能做这一步，从民生工程这个角度来说，胡温体制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胡温时代应该说也符合这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五步逻辑的。
走了前三步后，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认为不是搞全民公选，而是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发展公民社会应该走在全民普选前面。公民社会、社会自治是中国人学习民主与训练民主习惯的大学校。而公民社会也只有在民生工程大力推进后才有可能有效建立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民社会的形成才能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我希望这应该是不久的将来中国新一代政治精英们考虑中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到了公民社会得到比较充分发展以后，那将是中国特色的宪政民主时代到来的时机了。这就是第五步逻辑。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为什么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来自于极权体制的中国，恰恰是公民社会传统最弱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距离健康的民主社会条件最遥远的国家。这句话可能不中听，但我说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脱离了公民社会这一阶段，直接进行选举民主，会造成很严重的民粹主义后果。在这本书里我反复论述了这一点。如果加强公民社会建设，为未来建设民主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个人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的。
三
我觉得从大量材料来看，还是有乐观的理由，只要我们不做完美主义者，就没有必要有焦虑感。我特别要指出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省部级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我认为是有新意的，他特别提出“四个民主”的问题，强调民主的选举、民主的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他还提到了“三个更加”。让中国人民更加充分，更加广泛享受民主，更加注重发挥法制作用，我们的执政者已经意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
如果问我为什么对中国保持谨慎乐观，我提出这么几点理由。第一点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已经有了比较普遍的社会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抄底反弹”的时机。
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共和国历史上，已经有过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合法性的成功事实，一次是“四人帮”倒台以后，执政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通过毅然走向改革开放，重建了共产党新的合法性。第二次是1992年南巡讲话，通过重新反左，加快改革开放，来进一步巩固了执政党的合法性。现在可以说是第三次时机。
第三个理由是，虽然中国现在有许多问题，但绝大多数中国普通民众、知识分子与官员盼望改革，但并不倾向于激进。可以说在中国，以中道理性重启改革，是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中国的老百姓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邓小平早就说过这一点，连这样的老百姓都忍不下去，那就是治理者的问题了。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我们要警惕后发展国家通过改革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种现实，我们把它称之为“急诊室效应”。当这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危机时，就如同急诊室有了重症病人，这时激进派与保守派医生就会发生争执，激进派医生说要动大手术，否则病人就没有命了；保守派医生说，不能动手术，病人吃不消，只能保守疗法。无论是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都是合理的，但是两者正好形成了悖论。
事实上，清末新政时，军机处讨论中国是否应该推行筹备立宪，大臣内部就出现过这种两难性的争论。中国改革一旦陷入到我所说的急诊室效应，到了那时，无论采取何种选择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想，还没有进入危机中的改革悖论以前，我们应该坚持中道理性，迎接再改革时代的来临。
四
下面，我还想对拙著的读者朋友交代补充几句。
我在这本书要做的，就是希望民间与官方共同探索，形成一种建立在常识理性上的话语，它能超越意识形态，能够让民间和政府之间，也就是庙堂与江湖之间，都在同一话语平台上进行对话，用常识理性来思考中国的未来。我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些共识：为什么左与右的激进选择都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坚持保守态度、拒绝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两极势力的严峻挑战；激进主义者的“再革命”为什么在中国将会是大灾难；为什么重建公民社会是未来中国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民粹主义为什么在不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会成为灾难巨流；渐进中道改革为什么是最符合执政党与大众利益的。我这本书想做的是这个工作。
我反对激进自由主义，但并不反对温和的自由主义。其实，在我看来，这两种自由主义并不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它们有本质的区别，这一点我在书中没有充分表达，我愿借这个机会，在这里说一下：
在我看来，激进的自由主义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认识论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同的。激进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认为接受不接受自由主义是道德问题，它认为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符合人性的好制度，只要拿来就能用，完全不考虑制度需要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如果谁反对民主，那就是道德上的邪恶。他实际上也是泛道德主义的，卢梭的自由主义就是这种类型，它天生具有激进化的倾向。
而所谓健康的宪政自由，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中产阶级化的产物，当社会分化出中等收入阶级，这个阶级对自由、法制、社会自治、建立社会协商机制的追求，就自然会超越所谓的道德理念，而是从社会功能需要、从社会整合与不同利益表达沟通的需要出发，要求自由与协商。它是社会分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利益集团之间合理的博弈需要。而激进自由主义，或泛道德自由主义，则完全是反专制意义上的，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在此我要对荣剑先生在2012年9月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对拙文的书评作一点回应，荣先生认为，我的研究“这20年来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尽管概念上有一些调整。总的来讲，不管他以前所概括的新权威主义，还是现在所概括的新保守主义，实际上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总特征。在我看来就是国家主义，从话语策略上讲，我们都不能再继续讲新保守主义了，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学术支持”。
荣先生显然并没有把握我书中的基本观点与价值趋向，因为，我这本书的侧重点决不是要进一步强化“新权威主义”，而是恰恰相反，是要呼吁确立以公民社会发展为主导方向，以此来“走出新权威主义”。我这本书的主题，就是通过渐进改革，发展与培育公民社会，让现在的“一元整合”方式逐渐发展为多元整合为主、一元整合为辅的社会整合体制，最终目标是建立起健康的宪政民主政治。荣先生很可能由于原来对我的与思维定势，仍然简单化地把我定位为“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国家主义”，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关于法团主义问题。我认为法团主义是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软着陆的最佳路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就有工会，它表面上看是法团主义的，即政府安排的，但实际上，在我的理论中，它与我主张的法团主义或合作主义（Corparatism）有根本的不同，我把改革以前的工会称之为“超法团主义”，即形式上是具有法团主义特征，由政府派驻在不同企业单位中的，但它只有政府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并不具有法团主义代表不同利益集团与政府协商的功能，它实际上是执政党渗透社会的一种组织手段。和真正意义上威权主义的法团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我要就新权威主义问题向读者再说几句话，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新权威主义体制，在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前期阶段，有其不可取代的特殊历史贡献，但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过渡体制。它有优劣之分，当中国在新权威主义体制下发展了二三十年之后，现在要强调的一点是，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新权威主义体制到了一个再改革的新阶段，从人类历史上看，新权威主义体制也有优劣之分，好的新权威主义，就是致力于走向宪政民主的新权威主义。坏的新权威主义就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垄断自肥，缺乏民主想像力并最终引发革命的新权威主义。这本书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写的。
有人说，你在书中提供了一个似乎能自圆其说的改革路径，听听还不错，但历史最终是否选择改革还是保守，这并不取决于学者的言说与呐喊，如果当道者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又怎么办？我承认，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改革中，中道理性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难矛盾：当社会矛盾并不严重时，治国者往往对中道理性不重视，依然故我，丧失了温和改革的时机，当社会矛盾发展到极其严重时，治国者确实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则推进改革了，然而，此时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进革命的吸引的时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这是各国集权体制现代化历史中往往发生的悲剧。在书中我引用了严复书房里曾经有一副十六字的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这是严复对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从更深层看，这正是在20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新时代，这样的历史不应该再重复了，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精英群体来说，历史的经验本身就是促进变革的原动力。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一书，2012年8月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作者在北京的图书发布暨讨论会上的讲话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改后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