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郭台铭

近藤大介2012-09-11 15:56

东瀛视角

近藤大介

日本《周刊现代》副主编

d-kondo@kodansha.co.jp

夏普的兴衰

“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决定一件事?你们是不是真的打算重建公司?”

8月30日下午,位于大阪府的夏普公司堺市工厂传出愤怒的声音。3年前,夏普投入了42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30亿元),建成了这间具有年产600万块以上60寸液晶显示器能力的世界级高尖端工厂。此时此刻,在这间大型工厂的特别接待室里回响着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怒吼。鸿海精密集团是中国台湾的精密仪器生产商,在中国大陆以“富士康”为名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hone与iPad等电子通信产品。

面对郭台铭董事长的斥责,夏普总裁奥田隆司及其下属管理团队就像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默默不语。“我最后再说一遍!接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你们最好赶快考虑清楚!”

说完这句话,郭董事长立即动身前往关西国际机场,搭乘私人飞机离开了日本。对于他的突然离去,等候在工厂会见室内的100多位媒体记者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在8月中旬,日本东京的市谷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搬迁。听到“市谷”这个地名,东京人一般会想到两个地方:一个是统领25万自卫队的防卫省,另一个是位于防卫省东侧、好像一直在窥视防卫省的夏普公司总部大楼。8月中旬,夏普总部里的工作人员陆续搬出。夏普原计划于今年9月在这幢大楼里举行公司成立100周年的大型庆典,但由于赤字不断增加,这幢价值高达4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的总部大楼已难逃被变卖的命运。夏普在售楼抵债的同时,还发布了涉及5000余名员工的大规模重组方案。

作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电机生产商,夏普在今年3月的财政决算(日本公司的会计年度从4月开始)中曝出了376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0亿元)的损失。这个数字无情地证明,继2012年第一季度出现138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10亿元)的赤字之后,夏普的业绩仍在加速下滑。夏普的股价已从每股2600日元暴跌至160日元,再加上1兆25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的有息债务,夏普必将在一年之内破产。

夏普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辉煌之路。上个世纪初,日本人开始“弃穿传统和服,改穿西装”,使得西裤皮带的需求量迅速扩大。1912年的9月15日,年仅19岁的见习金属匠早川德次审时度势,与两位好友在东京创立了一家制作皮带扣的公司。这是夏普公司的前身。

早川德次于1915年发明了一种可以自动出笔芯的“早川式自动铅笔”,并开始使用“夏普”作为公司名称和商标。夏普在1925年完成了日本生产的第一台收音机;1953年制成了日本第一台国产电视;1962年推出了日本第一代国产微波炉;1964年成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台台式电子计算机;1973年将“液晶”由理论变为了实际;1980年完成了录像电视的研发;1982年完成了电子电视的研发;1987年推出电子记事本;1992年推出液晶摄像机;2001年推出液晶电视台AQUOS……一个个高新技术产品让夏普公司的产品销量直线增长。5年前,夏普自豪地宣布,公司年销售额已经突破3兆日元(约合人民币2400亿元)。

但是,经历了辉煌之后,夏普的销售急转直下。液晶制品、手机终端以及太阳能电池被誉为“夏普三大王牌事业”,曾占夏普销售总额七成左右。然而,这三大王牌事业竟然全部背负上了巨额赤字。由于受到亚洲各国的技术追赶和低成本竞争力的影响,夏普公司的液晶制品和太阳能电池的赤字分别达到了42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和21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亿元),手机终端事业也因为智能手机的研发进度缓慢而出现了61亿日元(合人民币4.9亿元)的赤字。其中,在液晶电视方面,夏普的世界市场占有率由 2001年的80.5%跌至如今的5.1%;2006年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夏普太阳能电池事业,如今几乎在国际市场上销声匿迹;去年第一季度销量达到210万台的夏普手机也在今年同期下降到了77万台;2004年依靠“夏普龟山工厂”的带动而繁荣起来的三重县龟山市,如今变成了一座空城。

“日本病”的高发期

如此的大起大落真是令人大跌眼镜。技术大国日本长达100年之久的支柱型企业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周,我的一位记者同事就采访了该公司原副总裁佐佐木正。现年97岁高龄的佐佐木先生是夏普公司资格最老的前辈,早年与夏普创始人、原总裁早川德次齐心协力奋斗多年。他是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父亲的小学同学。他还慧眼识珠,发掘了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孙正义(现为日本软件集团总裁),并资助其1亿日元(约合人民币800万元)创业。

佐佐木先生回忆,1980年,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先生在弥留之际把他叫到病床前嘱咐说:“我希望夏普能够不断地开发出让竞争对手争相模仿的商品。”对于这句临终遗言,佐佐木先生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多年来,夏普不断地推出诸如收音机、电视机、微波炉之类的时代最尖端的“首个”产品。虽然过不了多久,这些产品就被以松下为代表的竞争对手所模仿,致使夏普产品的销量大幅下滑,但在早川总裁看来,被人模仿恰恰证明了夏普产品的优质,所以这是夏普值得骄傲的事情。即使某一个产品被模仿,夏普可以马上推出更新的优质产品。就是依靠着这样不停地“创新”,公司才可能持续发展。

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液晶制品行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夏普的经营团队却不以为然,甚至将经营方针调整为“以独一无二为目标”。“独一无二”意味着夏普将集中力量专攻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尖端的液晶技术。不言而喻,这种做法恰恰与夏普创始人早川德次的理念背道而驰——无论当时夏普的液晶技术有多么先进,但是由于众多竞争对手的模仿,夏普产品被超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夏普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安于现状,放慢了开发多种新技术、不断创作新产品的前进脚步。因此,夏普沦落到了如此悲惨的地步。

夏普患上了典型的“日本病”。不仅是夏普,索尼、松下、NEC、三洋、奥林巴斯等等众多日本企业都是严重的“日本病”患者。

这种“日本病”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就是由“逃避责任”这个日本民族最大的弱点发展而来的公司组织结构僵硬化、保守化和内向化。“病症”的直接结果就是公司日趋衰弱,最终倒闭。作为一个在北京从事与日中商务往来相关工作3年的日本人,我可以断言,如今为数众多的日本企业已身患严重的“日本病”。

比如某日本公司内部提出了一项新产品策划。该产品的研发部门制作了“策划书”,同时描绘出一幅畅销的宏伟蓝图。

但是,当“策划书”传到其他部门之后,这种新产品将会面临几十甚至上百条指责,最终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对于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负责人来说,最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如何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并提高营业额,而是在新产品销售状况不好时,如何避免承担责任,让自己的仕途不受影响。

由于全公司都采取了“逃避责任”的做法,很多绝佳的新产品策划都被打入“冷宫”。同时,在这种“不良模式”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新产品研发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渐渐失去热情和斗志,从而导致新产品策划的数量锐减。尽管如此,全公司依旧不思悔改、我行我素。

在早川德次总裁去世之后,夏普之所以制定了“专攻液晶产品”的经营方针,说到底也是因为这种“逃避责任”的消极做法——规避研发液晶产品之外的产品所带来的风险。在消费周期如此短暂的21世纪,拒绝不断推陈出新的生产商被市场淘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夏普这位“日本病患者”完全是自己选择了一条死路,并且还执拗地一路向前奔跑。

一位夏普的骨干干部透露:“去年夏天,夏普做出了内部预测——按照当时的发展趋势,公司2011年年度决算将出现前所未有的3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0亿元)的庞大赤字。预测结果一出,公司高层召开多次‘紧急应对会议’。但是没有人愿意为公司的经营现状负责。在一次又一次本该为商讨如何扭亏为盈而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确定的仅仅是下次的会议日程而已。”

郭台铭发家小史

到了今年3月,病入膏肓的夏普迎来了“救世主”——鸿海精密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经过双方协商,鸿海出资66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3亿元)收购夏普9.9%的股权。

鸿海精密集团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式企业,也就是说在经营管理方面,基本上由郭董事长全权操控,并下达最终决策。除此之外,在“避虚就实”、“数字(利益)大于一切”的理念引导下,郭台铭用不到40年的时间成功地构筑了鸿海帝国,包括42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在内,在全世界拥有96万员工,2011年年销售额高达人民币7400亿元。

1950年,郭台铭生于中国台湾的一个贫寒的家庭。1966年进入台湾“中国海事专科学校”学习。1971年毕业后,进入当时台湾前三大船务公司的复兴航运工作。之后,由于黑白电视逐渐进入台湾市场,郭台铭于1974年在台北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专门生产电视机转换频道时所需的旋钮和按钮等零部件。在创业之初,公司仅有15名员工。

郭台铭的公司能够有长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本技术的引进。1977年,郭台铭从日本购回了崭新的精密机械。之后,又以“大量生产高品质低价格产品”的经营方式,作为日本和美国企业的产品零件供货商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长期的合作中,郭台铭对日本所拥有的世界最尖端技术了然于胸,所以当得知夏普陷入经营危机的时候,他当机立断决定收购夏普的技术。

今年3月,鸿海与夏普正式开始交涉,但在半年之后的今天,双方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夏普得的‘日本病’竟然这么严重!”——对于夏普的优柔寡断,郭台铭董事长虽然怒不可遏,却也束手无策。

中日技术合作的最佳时机

一旦和患上了“日本病”的日本企业合作,我相信无论哪家中国公司的领导都会像郭台铭董事长那样生气。

假设一家中国公司向某日本公司提出了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项目。该日本公司在中国北京或者上海的现地法人在收到中国公司的合作意向后,立即向日本总公司的国际部汇报。这时,国际部会要求现地法人提交一份长达几百页的“策划书”。现地法人光是完成这份“策划书”就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经过现地法人和总公司各部门之间半年多的“交涉”,这份“策划书”终于出现在每月一度的总公司董事会上。可是,所有董事都不会关注这份策划书是否完美,而是从“如何利用这份策划为自己谋利”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如果某位董事认为实施这份计划可以为公司盈利却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或者自己在公司内竞争对手得到的好处更多,那么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反对,然后提出一些需要延后决定的理由,最终使得策划被驳回或者被迫“改日再议”。

估计没有哪位中国公司的“老板”会耐着性子等待这么长时间。无论中国公司多少次向日方询问结果,对方的回答都只有一个“尚在研究中”。所以,面对着濒临破产却仍在漫长“研究中”的夏普,郭台铭董事长愤怒地离场实属情理之中。

其实,不仅是鸿海,很多中国企业都是在日本技术的辅助下发展壮大。就像孩子长大后照顾老去的父母一样,如今已经到了发展起来了的中国企业帮助因病卧床不起的日本企业的时代了。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购买“百年日本技术”的最佳时机了。只不过,当各位中国“老板”接触“日本病患者”的时候,希望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将会是一场需要耐心和耐力的持久战。

 

日本《现代周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