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非常负责任地讲，在过去五年光伏行业的新增产能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地方资本参与背景的。

2，这两年，国家给予大宗消费品价格补贴，各地在执行补贴时，要求企业在当地必须设立一个法人主体才能给予补贴，去年TCL就因此新增了约540家法人主体。地级市都要求你注册一个法人，实际上它不创造价值。

3，去年美国电视机的销量是4990万台，中国的销量是3289.5万台。中国14亿人口，销量低是因为电视节目不吸引人了。这不是硬件产品的问题，是你的服务产品确实没有吸引力。服务业要上来，就要有众多服务的产品和消费形态。

经济观察报记者 郑晨烨

2026全国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专访。面对经济观察报前，他特意向公司的品牌部门交代，希望有一个宽松的交流环境，不要对媒体设限。这位在制造业扎根了45年的老兵，非常希望能公开讲一些具体的、有建设性的真话。

在公众认知中，TCL是一个终端品牌，这种印象源于这家公司在消费电子领域长达四十多年的积累。然而，在当前的全球产业链版图中，TCL的业务布局早已超出了某个具体终端品牌的范畴，现在的TCL，是（通过TCL科技与TCL实业两个产业集团）实现总营收达到3560亿元的全球化科技产业集团。在营收结构上，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半导体显示与新能源光伏则构成了TCL的核心业务。

根据2025年业绩预告，TCL的半导体显示业务在整合产能与大尺寸产品放量后，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元，净利润超过80亿元；而另一边，新能源光伏行业仍然处于供需失衡的周期底部。

在产业周期跌宕起伏的过程中，作为TCL掌舵人的李东生，看到了许多超出企业常规经营之外的阻力。

第一个阻力来自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动作变形。

李东生说，国家层面出台了大宗消费品价格补贴政策以提振市场，但在实际落地时，部分地方出于增加本地经营主体数量的政绩考量，强制要求企业必须在当地注册独立法人，否则不予发放补贴。为了配合这些要求，TCL在2025年一年内，在全国各地新增了大约540家法人主体。

李东生指出，多注册一家公司就多一道管理程序，后期撤销流程烦琐，这种做法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且没有创造任何实际的社会价值。

第二个阻力在于地方资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与退出的僵化。

李东生直言，过去五年全国新增的光伏产能，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脱离地方资本参与的，部分项目中地方产业基金的实际出资比例甚至高达80%。当产能已经过剩、真正的市场主体停止扩张时，地方资金依然在进入。

他建议，地方基金参与投资必须设立明确的退出机制并承担有限责任。

第三个阻力是大型科技制造业的资本金筹措通道不畅。

李东生说，一条半导体显示产线的投资通常在150亿元到400亿元之间，而金融机构要求企业自有资本金必须占到总投资的40%以上才能发放配套贷款。这笔巨额资金无法单靠企业自身的利润覆盖，但监管机构目前对所有项目实行统一的审批标准，没有为头部重资产制造企业设立单独通道，拉长的融资周期增加了企业违约受罚的风险。

在宏观消费层面，李东生则用一组数据呈现了国内市场的错位。

比如，2025年，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市场，电视机销量下降8.5%至3289.5万台；而拥有3.3亿人口的美国，电视机销量达到了4990万台。美国视频及相关媒体产业年度总产值约4.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仅约1.5万亿元。李东生认为，硬件销量下滑的根源在于内容服务受限。他提出，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前提下，需要促进差异化的服务消费。

此外，面对去年突破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他还建议通过关税和汇率调控增加进口，以此来激活国内市场。

在直面上述难题的同时，TCL的全球化版图仍在扩张。2025年，TCL整体营收3560亿元，其中海外营收达1701亿元。在具体的海外项目中，TCL甚至总结了一条规律：在海外每产生100美元营收，可以带动国内产业链60美元的出口。

在这次近两个小时的对话中，这位69岁的实业家没有使用宏大的商业概念，而是尽量把所有的讲述都落脚在具体的事例上。他希望国内的商业系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让市场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以下是对话实录。

谈科技制造业融资：要有一个更便捷的市场融资渠道

经济观察报：资本市场对于支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你觉得目前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善？

李东生：这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有部分产业要有大的资本投入，比如集成电路。现在民营企业投资的比例较小，因为没有那么大的资本能力。

已经建起来的产业像半导体显示，每一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自身投资都超过50%，项目贷款100%由我们担保。在半导体显示产业中，TCL华星是唯一做到这样要求的企业。现在看，还有很多半导体显示企业是地方产业基金投资占50%以上，或者实际占得更高，地方财政还提供全额担保。

我们现在的再融资，主要用于收购原来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出资的那一部分。过去几年，我们累计为TCL华星项目融资100多亿元，但是我们收购产业基金投资用了323亿元。也就是说，再融资的钱是用于收购早期产业基金的投资。

至于新增的项目，每年有几百亿投资，那是从我们自身的收益和经营现金流中来的，这种发展是很良性的。

去年我们单收购产业基金投资额一年就有115.6亿元，我们在深圳建了两条新产线，过去几年我们按合约陆陆续续收购地方产业基金投资。

去年我们新增投资加起来300多亿元，再融资大概80多亿元，这些钱用来收购产业基金都不够，未来我们还可能再融资。

监管机构是支持的，但是再融资非常艰难，手续很长，周期很长，还要有适合的时间窗口。核心在哪里？现在监管机构对所有项目是一视同仁的，给A公司的条件，也要给所有的公司。

市场的融资资源是有限的，监管机构要在融资政策上，配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的需要，支持这些重资产、高科技、长周期的产业。这些企业的项目需要一个特别的规则和通道。

钱从哪里来？国家大基金不可能无限度地投，就要有一个更便捷的市场融资渠道。如果重资产企业的审核标准和其他企业都一样，融资节奏很难适应。有段时间出于市场和产业政策考虑，关了这个门，这会导致企业违约。

我们和地方产业基金签的协议是刚性的，违约会导致企业被罚。

我再三讲，不是我们拿这个钱来做新的项目投资，新投资靠我们赚的钱，拿这个钱是归还给项目最早的地方产业基金，支持他们按期退出。

经济观察报：有没有类似集成电路大基金那样的资金想给半导体显示项目投资？

李东生：没有，大基金当时成立时就规定了不能用在非集成电路产业。除了晶圆制造，还可以投在材料等领域，但必须和集成电路相关。

谈行业过剩与重组：大量新增产能扭曲了市场资源配置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提到了光伏行业的产能问题。在你看来，目前行业复苏的脚步还有多远？如何判断它是否真正复苏？关于存量落后产能的出清，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李东生：关于新能源光伏，这个行业已经跌到底部了，这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行业跌到了水下，目前整个行业在亏损。现在的状况是，它不会继续坏下去，但还在流血，它需要尽快浮出水面。至于什么时候能够浮出水面，现在不确定的因素还比较多。

我们讨论比较多的是行业产能出清。落后产能出清是一个正确的口号，但实际上大家很难分辨什么是落后产能。

我认为产能出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行业并购，停掉一部分产能，或者关闭一部分产能。但是这个产能不会消失，因为并购之后这些资产是有价值的，只是留在那里，按照市场供需的情况来调整，这是一种理性的方式。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行业主要的手段是并购。如果国家能够创造一个环境条件，让并购能够更快一些，就能让产能集中度提高，让产能稼动率和市场需求能够匹配，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中国产能想办法往外走。

现在新能源光伏产能在中国的集中度太高，中国企业在这个产业中的优势很明显，包括产品、技术、生产效率、新材料开发等。但过去这一年，很多国家都对新能源光伏产品进口增加了限制。

既然人家设定了壁垒，我们就到那里去经营，把优势拿到国外。中国企业依然可以占有相当的份额，当然也不能让别人发展不起来。TCL中环的做法是到国外建工厂，找当地合作伙伴。多晶硅可能不太好搬出去，但拉单晶的、硅片加工的、电池和组件的制造基地都可以迁移出去。

单一的迁移不是最好的办法，并购、降低产能稼动率，靠市场需求的增加来逐步达到平衡，这是一个方向。现在肯定没有人会新建工厂，但是市场需求是会增加的，通过往海外拓展来逐步化解，但很难一蹴而就。

解决得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指标可以客观衡量：新能源光伏产业链的每个产品环节，经营主体的数量能不能压缩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因为产能已经建起来了，就很难把它出清掉，任何出清都是社会财富的损失。在那个地方建起了工厂，拆了之后做别的东西，它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如果经营主体减少，经营行为就能回归理性，这样形成的产业与社会财富就可以减少损失。

经济观察报：在光伏产业的快速扩张中，地方的出资比例被认为很高，这种情况对市场产生了什么具体的影响？

李东生：现在讲内卷，实际上是用一个边界很模糊的词把核心的东西掩盖了。

内卷的原因是什么？不同行业的卷，原因是不一样的，真正治疗内卷，必须是市场化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几年说法一直没变，但做法当中往往没有落到位。

以新能源光伏产业为例，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内能够产生超过全球需求一倍的产能？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源配置的扭曲、地方不当的参与。中央政府在多年前就再三要求地方不要参与这些市场充分竞争项目的投资，后来点名说新能源光伏等产业不能再投了。发改委、工信部都有指令，但是下面仍然继续这样做，以各种方式来做。

我非常负责任地讲，在过去五年新增的产能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完全没有地方资本参与背景的。

有很多项目，地方的投资比例超过50%，甚至实际投资比例达到80%。这些大量产能的进入，扭曲了整个市场的行为，包括我们收购了TCL中环进入光伏，我们在行业内是头部企业，后期这种产能增加我们都不敢投。

我们不敢投，但挡不住一大堆人在这些项目里前仆后继。

这种过度投资、违背市场规律的行为，会对行业造成长时间的负面影响。

过度进入就是卷，卷就是供大于求，是非理性的价格竞争，导致现在很多行业很难赚到钱。应加强对地方行为的有效管控。

中央政府对产能过剩是有预期的，但缺乏一些强制性的措施。我们现在的决策效率是非常高的，就看能不能及时把措施做到位。

经济观察报：既然落后产能很难直接通过关停、拆除来解决，关于这些由地方投资导致的存量问题和重组难点，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李东生：在整治新能源光伏内卷的工作中，主管部门可以出台一些特别政策。

第一，这些项目在重组中产生的国有资本账面余额损失，可以用某种方式来处置，也就是在财务上接受损失。因为这些损失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必须面对现实。

第二是银行，所有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有银行贷款。比如最近TCL中环宣布重组一道新能源，银行完全不接受债务减免，这样重组的难度就非常大。

我认为在重组中，银行应该有支持措施，债务减免企业不敢想，但债务展期、取消银行罚息，这些政策在银行体系里是应该做得到的。因为很多债务已经逾期了，按合同是可以罚息的，罚息银行就不要要了，正常利息继续给。另外是债务展期，不要让重组方一进去就立刻还债，这样重组很难。

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范围内，应该取消罚息、给予债务展期。要是把企业搞到破产，贷款损失会更大。

第三，现在大的新能源光伏企业、头部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在利用融资做兼并购方面，希望把口子开得更大一点，让企业能够更便捷地通过再融资来做并购。

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曾公开提过这三点建议，我相信有空间可以操作。

经济观察报：针对未来的产业投资，你认为地方政府如果必须参与，应该如何更科学地参与？

李东生：一些产业的发展确实需要产业基金支持，比如集成电路投资强度非常大，一个项目没有1000亿元做不成。

半导体显示能够在短时间内赶上来，也得益于地方产业基金支持。但是地方的支持一开始就要把规矩定清楚，形成强制性约束。在这方面，我提了四点建议：

一是要契合国家产业导向。

二是地方产业基金的投入只能承担有限责任。现在很多项目重整很难，在于地方通过各种方式占了投资的80%，项目做垮了地方全兜底。产业基金不能做大，一定要由市场主体来做，政府只是帮助。另外不能给项目融资做担保，责任必须由市场主体自己承担。

三是必须有退出的安排。地方支持企业是帮助把事情做起来，但它是过渡性的，地方产业基金不应该在市场充分竞争的项目中长期持股，资源是有限的。

四是合作伙伴很重要，支持对象必须能兜得住风险。以新能源光伏为例，很多团队本身没有资本进入。团队说有技术占20%，产业基金占80%，这种结构最后企业的风险一定是地方全兜底，经营行为很容易扭曲，因为市场主体没有承担风险责任。

判断合作对象是否有实力把风险兜住很重要。比如TCL华星、京东方这些主体市场足够大，能力足够强，就能把单个项目的风险兜住。

谈统一大市场：TCL 2025年新增了540多家法人主体

经济观察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经提了几年，从企业的视角来看，你认为目前能观察到的具体卡点和堵点在哪里？

李东生：统一大市场的规则国家定下来了。

首先这些规则要能够执行下去，现在的状况是，虽然有规则，但很多地方出于地方经济利益的考虑，不按照规则来做。

比如去年和前年，国家给予大宗消费品价格补贴，各地在执行补贴时，要求企业在当地必须设立一个法人主体才能给予补贴。对于企业来说，多注册一个法人主体，管理就多一个环节，一定会增加成本，并且这个成本对社会是没有价值的。

统一大市场的政策规定下来了，但没有写得那么细，没有明确说企业不需要在当地注册法人。地方就抓到了这个机会，要求不注册法人就拿不到补贴，去年我们企业就因此新增了约540家法人主体。地级市都要求企业注册一个法人，实际上它不创造价值，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扭曲了经济数据。

如果讲深层次的原因，真的要做到统一大市场，恐怕要从国家的经济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事权和收入责任分配调整来考量，这需要深度的改革。

现在的规则，要先把它执行到位，在执行中发现有问题，主管部门的响应要快一点。企业注册起来很容易，但是撤销很难，手续很麻烦，要做公告，要做债权清理。从地方的利益来看，它也不愿意你撤销，撤销了它就少了一个经营主体，现在地方的政绩之一就是新增了多少个经营主体。这个政策被地方拿来作为提升政绩的手段。

谈提振内需：均等化服务之外，要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

经济观察报：国内出台了很多政策来扩内需，但消费电子产业整体还是面临内需驱动不足的状况，你觉得核心原因是什么？

李东生：这是一个宏观政策问题。现在的需求端产品供给，实际上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市场的很多需求是和人的需求、服务的需求相关的。

我们在很多领域过度强调公平性，叫作“均等化服务”。均等化是对的，保证所有公民基本的教育和医疗福利是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但是一定要看到，差异化是拉动服务消费总量提高的有效方式。任何社会的消费水平都是不一样的，企业要为不同消费能力的阶层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如果我们有一些差异化的服务产品，就能把GDP带动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全国好的医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亏损的，其实他们有能力赚钱，患者也愿意为更好的服务付钱，不应该局限于医保覆盖。

另外，去年美国电视的销量是4990万台，中国2025年销量是3289.5万台。中国14亿人口，销量低是因为电视节目不吸引人了。电视只是影视产业中很小的比例。美国的影视产业一年产值大约是4.5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我看到的数据大约是1.5万亿元人民币。

如果内容供应能丰富起来，电视机的销量就不应该是3289.5万台。

很多人一年没打开几次电视，这不是硬件产品的问题，是你的服务产品确实没有吸引力。服务业要上来，就要有众多服务的产品和消费形态。去年的社零增长只有3.7%，GDP增长了5%，这是多年没有过的，社零消费第一次低过GDP。

经济观察报：你建议通过增加进口来平衡顺差，这对国内经济有什么好处？

李东生：去年我们的贸易顺差创新高，一万两千亿美元。长期大额顺差对经济体不是好事情，结果是出口内卷，我们没赚多少钱，努力都让国外消费者享受了。

当然具体怎么做很复杂，但是这是一个政策导向。一个工具是人民币汇率，一个是进口关税。如果能够扩大进口，就能拉动国内市场需求的增长。

如果我们每年进口更多商品，中国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就有更强的地位。

几年前中欧贸易基本平衡，这几年顺差在增加。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进出口平衡，欧洲以后会对中国产品出口考虑更多限制。

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承受长期贸易逆差。我们一定要把中国市场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关系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中的谈判地位。

经济观察报：谈到高价值消费，你提到过全球高价值运动项目的案例，这和内需有什么关系？

李东生：在美国，橄榄球、篮球、网球等项目的明星收入很高。

大家可能认为几百万美元的收入不公平，其实他没有想到，没有这几百万美元的收入，哪有内需市场？这些钱到他那里，他又通过不同的形式分布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他拿几百万美元，个人能都装进兜里吗？不行。

他要交税，他有教练团队，他要养一堆人。他的价值就是整个社会经济价值的一个部分。类似地，每一项消费都加一点，就能带来大几万亿元的需求增加。

谈全球化与索尼合资：要从产品出口转向建立全球供应链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产业升级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如何让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真正赚到钱？

李东生：产业升级和全球化是两个概念。

产业升级是在高端核心技术领域补强短板，例如集成电路或者 AI 大模型，这些能力需要中国自己建起来，才能支持产业升级。

在全球经济重构中，中国经济全球化需要加速，以前我们更多是向全球出口产品，这带来了很大的顺差。未来，我们应该更多把供应链能力延伸到海外，因为国外不可能长期接受进口产品，它希望外国到本土投资建厂。

我们必须在当地建立供应链能力。

在当地经营，能够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有贡献。去年TCL整体营收3560亿元，海外营收1701亿元，大部分是在海外当地生产的。去年我们出口还是增长的，因为海外生产带动了国内核心器件的出口。以TCL的实践看，海外营收每100美元，可以带动60美元的国内产业链出口。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全球化是必须走的路。

经济观察报：面向“十五五”规划，你对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有什么展望？

李东生：第一，大湾区要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把优势产业做到更有竞争力。大湾区的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智能家电等都是一流的。第二，要发挥全球化的优势，大湾区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有一套成熟的和国际接轨的法律制度，这对于如何更好地把国际化、全球化优势建立起来很重要。

经济观察报：今年TCL和索尼成立合资公司引发了很大关注，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李东生：这个事情还没有正式签约，总的来讲，这是一个双赢的安排。

我们不是“收购”索尼彩电业务，而是新设立一个合资主体，发挥双方优势，把索尼电视机的业务做好。这个主体就是做索尼的产品，和TCL的电视机主体不一样。

我们经过充分评估，认为合起来能够提高索尼业务的竞争力。

目前签了预收购协议，还要走各个国家相关的审批流程，主要是反垄断审批。我们有信心通过强强联合把索尼电视机的业务重新做起来。

（作者 郑晨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