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之下，故宫还在

                                                                                   ——《拾年》新书讲座会

记录历史总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挑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境，这不足为奇。……而我们今天，正面对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社会正在经历的空前转型，也面对人类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又一次激荡的变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和记录。尽管我们的文字，可能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被完整呈现，但只要我们用心去做，这些文字总会活得比我们长。                                                                  ——王军

2012年9月15日，由国家图书馆和三联联合举办的《拾年》新书讲座会在位于国家图书馆一楼的学津堂准时开始。《拾年》的作者王军是新华社国际记者，供职于《瞭望》、新闻周刊，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

讲座的题目叫做“拾年：北京城的世纪纠葛”，王军是这样解释的，所谓拾年，也是十年，十年由两个五年组成，第一个五年他拼命呼吁修改《规划》，当时规划的内容就是保护老城，发展新城，变单中心为多中心，这让他感觉美梦就要成真。后五年他拼命捍卫总体规划，因为总体规划和梁思成先生的立场相仿。“梁思成的思想是推动城市的平衡，05年批准的规划又回到了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的思想中去了。”

至于叫做“北京城的世纪纠葛”，则是源于另外一个事实，上世纪确定的发展理念，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北京获得空前发展的机会，申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而“一个城市最后的命运恰恰是在最高速发展时期决定的，我们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时候。”所以《拾年》的意义恰在于此，让人们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重新思考。

《拾年》是王军的文章合集，其中的内容源自他长期的观察，他是生活在北京的记者，对这个拥挤而繁华的大都市有着自己的视角，他在调研中他发现，很少有人把土地、税收、金融、法治等问题，作为一个规划问题来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王军自己写就了3本与城市有关的书，其中《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对城市现象的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与反思，而《城记》则被《纽约书评》认为是“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

王军在讲座中提到，邓小平南方讲话，推动了房地产的开发。北京市开始出让土地，于是有了土地财政。实际上北京市做过两次对旧城的拆除计划，一次是1990年，一次是2000年，到了今天，老城区留下的面积已经连三分之一都不到。王军经历了后面两次大拆除，但他知道50年代还有一次大拆除，他要把后面的大拆除搞清楚，就必须把第一次大拆除搞清楚。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跟他提起，那会儿还要拆故宫，把他吓得够呛，后来他还真的看到了一些档案文本，确定了这件事。于是王军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在最郁闷的时候跑去故宫看看，无论发生过什么，最起码故宫还在。这成了他心底的安慰，也有了《拾年》这本书的封面：苍天在上，故宫还在。封面的照片，就是他在拆除梁思成故居的时期，心里难受，骑着车到故宫，正赶上下着雪，拍到的一张照片。

·王军去采访的时候，胡同里的老居民对他讲，“哪里都写上拆，他们居然连胡同的地面上都写上拆，这是要把地球都拆掉么？”

·梁思成：“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 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 层皮”。

·王军推荐《巴黎，现代性之痛》，巴黎中心区的弱势群体被挤压到外缘，最后引起了非常大的问题，因为被挤到外缘的人发现，在那里，贫困被世袭了。

·王军：在梁思成的理念中，大都市由几个小市组成，它们彼此像一个个小细胞，由绿化带分隔开，一个装满了就跳出来再建一个。

·王军：大家都说首都就是首堵，因为大家都开小汽车了，但是即使大家都不开车，首都就成了首挤，我们的地铁已经装下太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