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拾年”二字，心中滋味万千。此刻，距离《城记》搁笔已整整十载。

还记得2001年疯狂度过的日日夜夜。那时，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职，是跑新闻的记者，那一年大事小事不断——北京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一项项报道任务令我无比兴奋，又是应接不暇，心中还惦记着家里的书桌，那上面有我未写完的《城记》。

经常是夜里才回到这张书桌前。一抬头，天色已亮。

那一年的7月13日，北京时间22时08分，新华社赴莫斯科记者发来急电：2008年奥林匹克盛会选择了北京。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这一刻，来得如此艰辛，为了这一扇门的打开，近代以来，多少无辜的生命为此付出。中国，这个从公元六世纪开始，在一千多年时间里领跑世界文明的国度，自1840年以来，在列强的枪炮之下，经历了沉沉的失落。一个自视为“天朝上国”之邦，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废旧书、废古物、废汉字的呼声日隆，虽然另一股力量在与之抗衡，期望“整理国故”以“再造文明”，但一次又一次，被集体的情绪湮没。

严复(1854～1921)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成了《天演论》，竟是以改编原著的方式，将达尔文的进化论植人中国人的心灵。在赫胥黎看来，在自然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竞争进化、适者生存，但人类存在一种伦理关系，能够互助互敬、相亲相爱，不同于物种之间的关系。但严复不以为然，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便略去赫氏著作之伦理学部分，只保留进化论部分，并在书中借题发挥。《天演论》风靡一时，影响了好几代人——你竞争不过别人，被人家欺负，就是劣败啊！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再到庚子之战……你不就是劣败吗？你再要去搞什么民族的东西，不就是要亡国吗？

有一天，我读到1955年梁思成(1901～1972)承受的责难——“如果要用机器的就都不要民族形式，用民族形式就成为卖国主义”，心中想到的，还是那一部《天演论》。严复为什么把赫胥黎幻想的仁爱家园，变成了尚武社会？是他太想着给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下一剂猛药吧？从自认技不如人，再到自认文化落后、人不如人，中国人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煎熬？1948年3月，朱自清(1898～1948)撰文反对北平文物整理委员会修缮文物之请，理由包括：“不同意过分地强调保存古物，过分地强调北平这个文化城”，“今天主张保存这些旧东西的人大多数是些‘五四’时代的人物，不至于再有这种顽固的思想”。言语之中，还透着((天演论》的逻辑啊。

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碰撞，在中国社会内部形成一个巨大的投影——求富自强，总是伴随着对祖宅的摧毁、共同记忆的灭失，儿孙们顾不得思量其中的曲直，先是要把它荡平了再说。甚至，这才叫爱国。这样的线索渐次演绎，便被掺杂太多的利益。一套逻辑哪怕持续一时，也会衍生既得利益，久而久之，逻辑也就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它还被立在那儿，因为可以掩护另一种逻辑。

北京如此伟大，难道我们还感觉不到吗？在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那一天深夜，我目睹长安街上欢腾的人流，心中充满对和平的祈愿，还有对这个城市的忧虑。

我又回到那一张书桌前，继续写那一部《城记》。回家路上，我看到元大都的土儿胡同、香饵胡同……被夷为了平地。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已把它建成了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同时，也是最堵的城市。我们付出了如此之代价，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现实。难道北京主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带来的空前发展机遇，只会更加剧这样的不堪？我疯狂地敲打着键盘，完成了《城记》的写作，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历程作了一个初步的梳理。末了，做了一梦，梦见北京的总体规划要修编了，不再在老城里面大拆大建了。

怀着这一个梦，我投入另一项工作，与同事刘江合作，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展开调研，试图回答：北京既有的城市结构能否适应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大发展的需要？

这组调研引起了决策层的关注，工程浩大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随后启动。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的惯性，问题因此趋于复杂。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中国加入世贸十周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1904～1955)故居被野蛮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2001年梁思成诞辰100周年，2011年梁思成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两次纪念活动，我有幸两次应邀出席，作了两次演讲。去年的那一讲讲完，不禁心生感慨：十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的十年啊？这十年里，北京制定了那么一个总体规划，终于回到了1950年梁思成与陈占祥(1916～2001)描绘首都建设蓝图未竟的理想——建设多中心、平衡发展的城市。这个规划关系那么多人的福祉，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实现？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幢幢被我最后触摸的老屋，和那一片片承载着如此动人的情感，又相继离我而去的胡同、老街……

我把这十年通过不同渠道发表的文稿归拾起来，略加编辑、修订，汇集成书。这一篇篇文章，见证了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生死纠葛。这本书的第一章《守望古都》，试图结合北京旧城改造的新近情况，提出较少被关注的北京唐辽金故城的保护问题，以及廓清北京早期城市史的紧迫问题，再由此出发，对北京在城市规划、建筑艺术等方面长期存在的矛盾进行梳理，交代相关背景，明确当下使命。第二章《再绘蓝图》展示了北京在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调整总体规划的情况，包括专家意见与学术争论、修编过程与决策背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政策的演变历程。第三章《十字路口》则揭示了新修编的总体规划在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以上三章，搭设了本书的叙事框架，第四章《重建契约》则试图通过对城市生命机制的探讨，使这个框架血肉丰满，涉及土地政策、拆迁政策、税收政策等，事关城市化转型的战略问题。第五章《营城纪事》则通过对相关历史的叙述，将前章所列事项，置于一个更为深远的背景，在古今中外的尺度之下，丰富观察与思考当前问题的视野，并由此导入第六章《岁月留痕》的“遭遇战”与第七章《梁林故居》的激烈冲突。

第八章《此心安处》追忆了相关历史人物，以期将本书所牵扯的思绪与历史线索，和一个个具象的生命加以交织，领悟城市与心灵的关系。

收入本书的文章，我皆注明了书写时间，它们皆因当时的情境而成，前后或有因果关系，也可见证光阴的演进。一些事实被我一再提起，实是因为兹事体大，也希望读者能够设身彼时予以体谅。

我把这本书取名为《拾年》。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而城市，分明是光阴与心灵的造化。

它虽然是十分有限的记载，仍有加以呈现的必要，因为这一切，发生在这样一个十年。

王军

201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