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虽然会为社会公正而呼吁，但很少有人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理论。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可能永远保持下去，财政收入也不可能永远保持盈余。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各类社会矛盾就可能会出现整合。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就必须从劳动密集型转换成资本密集型模式。如果这一经济转型不能成功，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早期所取得的发展成功也不可能得到巩固。在高速发展期内，一个国家的社会也会经历深刻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制度和价值观被打破而新的未能及时建立；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不断重组，这种利益重组往往同时又带有很大的不规范、不公正和偶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者没有安全感，而失意者则有失落和不公正感，整个社会充满浮躁；在迅速发展的经济下，人们对生活的欲望也会大大提高，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会从温饱转移到各种价值的追求。中国已经处于一个突发事件高发期，有不少学者发出警告：“人均GDP1000美元是道槛”。能不能越过这道槛，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成功地处理好正在兴起的集体行动，取决于政府对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能力。
目前中国政府面对种种集体行动的两个常用对策是：直接用钱解决问题以及加强上访制度。简单地给抗议群众发放“安定团结费”会鼓励民粹主义，而在一个正在不断复杂化的社会，用加强上访制度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将有更多的后遗症——对上访问题的过多解决会鼓励民粹主义。中央给予信访部门过多的权力将使信访部门成为太上皇而使地方政府和法律失去权威。当大量的上访问题得不到解决时，百姓又会对中央失望从而使原本属于经济和法律范畴的问题政治化。再加上中国社会已变得越来越复杂，上访机构即使再加强也不可能应付这一局面。
自1993年起，我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连续讲授了十多年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2004年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邀请，在该系为研究生讲授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成果之一便是《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我希望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探讨，让大家了解破坏性较小的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怎么才能成为中国集体抗争方式的主流，消除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兼任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专著《天安门的力量》于2001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相继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2001年度亚洲研究最佳图书奖以及2002年度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究最佳图书奖。
|延伸阅读|
随着对俄国革命的社会学分析日益增多，其成果也日趋成熟。作者将整体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的革命行动相联系，研究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同时，他竭力避免孤立地考虑其因果联系，强调行动、思想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写作本书的目标是:“找出这场罕见且成功的革命运动的成因、并发掘其本质”。很显然，他做到了！
除了戏剧，俄国1917年革命与伊朗1978～1979年革命到底有何共通之处？对于列宁领导的革命和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我们又该如何比较？一场基于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为什么会与一场基于商人、牧师等传统团体的革命如此相同？通过该书，作者探索了俄国和伊朗为使他们的国家走上现代化工业道路所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