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杨静/文 2010年以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主权信用风险的相继爆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主权信用风险的演化与应对实际上已成为影响相关经济体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及全球经济形势的重要因素。

首先，在当今世界，政府财政危机不是希腊等国的个别现象，而是欧元区的整体困局，也是诸多老牌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棘手难题。

就欧元区而言，PIIGS五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目前分别约为132%、123%、112%、 109%、72%。除西班牙外，其他四国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均显著超出90%这一“死亡线”。西班牙的数字看上去并不危险，但如果加上隐形债务也 会达到“死亡线”。

从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看，PIIGS中的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别高达13%、9%、8.5%、4.2%、3.9%，都不同程度地超出了3%这一公认的“警戒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欧元区两根“台柱子”之一，法国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例为89%，距离“死亡线”已近在咫尺；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5.2%，高于PIIGS之中的葡萄牙和意大利。同时，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两个比率分别高达88%和4.1%。

根据财政风险的高低，可粗略地将欧元区划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法国加上PIIGS，二是德国加荷兰等非危机国。处境不同导致立场不同，从对诸多重要问题上的基本态度看，欧元区也处于半明半暗的分裂状态，德国和法国的分歧日趋显著。

从原理上讲，对于各高债国而言，除非能将“基本赤字”扭转为“基本盈余”，而且基本盈余大于当期利息负担，否则，债务余额只会增大。在债务余额增大的同时，如果经济增速不够高，或经济处于停滞及衰退状态，那么，债务余额与GDP的比例将进一步上升。

目前，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陷入了低潮；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以德国、日本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以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为代表的新兴 经济体分别牢牢地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中高端”和“中低端”。在此大背景下，PIIGS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经济增长的空间；依靠强劲的经济增长实现持续的 基本盈余，基本上是一个虚幻的梦想。通过提高税负、压缩财政支出，似乎能将“基本赤字”扭转为“基本盈余”，但实际上，紧缩性财政政策很可能引起经济衰退 与税基缩减，从而导致“扭赤为盈”的目标落空，甚至可能导致“基本赤字”进一步扩大。

再者，欧元集团已经推出的和正在构想中的诸多措施顶多只能阶段性地缓解区内的主权债务危机，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困局。

面对PIIGS的危机，欧洲央行如果不“放水”（包括购买PIIGS政府债券等形式），PIIGS势必退出欧元区，欧元区也势必解体。但欧洲央行即便将 其前不久推出的OMT计划付诸实施，也未必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这种做法的本质是以印钞方式为PIIGS政府提供财政融资，德国、荷兰等非危机国从中得 不到利益，PIIGS则“不劳而获”，由此产生的利益矛盾很可能导致两个阵营最终走向分裂。

最后，主权信用风险最终可能导致欧元解体；该风险的“终极解决方案”也很可能是“很不道德“的。

目前，德国等低债国、PIIGS等高债务国，在是否留在欧元区、是否继续保护欧元体制等问题上都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德国一直把PI-IGS实行力度足够 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作为向其提供救助的先决条件。这种政策在PIIGS内部必然遭遇民众的强烈抵制。从实际结果看，紧缩性财政政策不仅未必能降低财政赤字， 反而可能导致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因此，在是否“以紧缩换救助”问题上，存在某一天PIIGS政府与德国彻底闹翻的可能性。这也意味着欧元集团走向解体。 在此之后，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产业基础较弱的国家将不得不通过赖账来减轻或消除外债，并通过债务货币化后移内债的偿付困境。意大利、法国等具有 较强产业基础的国家，在重新拥有自己的央行之后，也会像美日英一样，通过“债务货币化”实现债务风险的大幅度后移。

老牌发达国家几乎整体性陷 入政府债务困境，这种局面在世界经济史上未曾有过。从长远角度看，这场危机将对西方的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民主制度、经济学思潮与经济政策理念，以及国际 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产生深远的冲击，甚至可能在长远角度带来一个“去高福利、去干预主义、去全球化”进程。相应地，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较为漫长的“去高增长” 过程。

（作者供职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