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Matti Nojonen/口述 叶静宇/整理 西方经济学界在研究有关中国的经济问题时，习惯于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来分析。比如说，在谈及中国对外资的依存度、人民币汇率、经济转型等各种话题，认为中国的政策只是由政府基于宏观数据和理论来作出决断，随后整个中国统一而动。

当然，在研究国际经济时，一个国家或地区往往是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而存在。但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如果深入地走进中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实际上是由多个特色鲜明的“内部市场”共同构成的复杂经济体。

这里所谓的“内部市场”，主要是以不同的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存在。中国是一个区域经济特色很突出的国家，比如，仅仅在长三角这个地区，就有代表了浙江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和以苏州、无锡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究其原由，恐怕与这些地方不同的人文环境和性格有关。温州是一个以山区为主的地方，自古以来温州人就有走出去闯天下的传统，因此也形成了无所畏惧、敢想敢做又抱团合力的性格；而苏州、无锡这些地方则是鱼米之乡，人们过得通常比较安逸、稳定。一些事情温州人敢尝试，苏州人未必就敢，但苏州人也有他们的特点，就是能静下心踏踏实实地做事，因此他们的制造业、尤其是在精细制造方面非常强大。这种地区之间人文差异导致的经济特色，在中国古代形成了像浙商、晋商、徽商等十几个不同的商帮，时至今日，这种差异性或多或少地助力构成了不同的“内部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行政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在近些年中国的“五年计划”和其他一些重要的统一规划之下，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的各个省级行政区，在全国的统一精神和指导下，制定本地区经济发展方向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几乎每个省都会制定出自己的一套战略。制定这些地区发展战略背后的动力，自然是基于本地区发展利益的最大化，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好的经济业绩也往往关系到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客观上，这样的竞争大大提升了地方经济实力，同时，也使一些经济强省逐渐发展成为有自己一套模式和规划的内部市场。这些内部市场之间有联系、有竞争，同时与中国这个整体市场也有着相互依赖而又博弈的关系。在近年来一些经济问题上，比如说地方大项目和国家环保政策之间的矛盾、地方税收压力和国家结构性减税之间的矛盾、土地财政和经济转型之间的矛盾，当然最终都是以大局为重，但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博弈。

因此，西方经济学界需要认识到，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制定一些决策时，也必须考虑其内部市场的平衡和协调。

诚然，内部市场的存在，是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体现。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之后，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一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地方政府追求本地区发展利益的最大化过程中，这个利益几乎被固化为以GDP的方式来体现，而且，尽管每个地方都有不尽相同的、适合自身特点的产业来提升GDP，但不可否认的是，房地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几乎成为每个省最大的GDP带动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二者是简单、快速、大量提成GDP的法宝。

时至今日，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路径依赖，虽然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并强调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而且对房地产的调控也进行了数年，但打破对以往路径的依赖，对地方政府而言是艰难而痛苦的，有时候需要一些壮士断腕的勇气。

不过，包括许多中国和西方经济学家在内的人士都认同，中国现在已经不能再依靠这样的发展模式前进了。这就像修一座大桥，如果一味地只是想把这座桥修得够长够宏伟，而忽略了桥身下有没有足够有力的桥墩来支撑，这座大桥很可能最终会垮塌。

我认为，支撑大桥的桥墩，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应当是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的发展。中国一直在强调扩大内需，但实际上，房地产大量挤占了中国国民的消费能力，这一方面与中国人的住房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太缺少投资渠道，老百姓的钱很大一部分存入银行，银行的钱又很大程度上支撑了房地产的发展，最终仍由老百姓来埋单，这样的循环是恶性的。此外，中国老百姓的钱很少能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发展，许多新兴产业很难得到银行的贷款或国民直接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也并不健全。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所期待的扩大内需，实际上很难实现。

事实上，在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用于民生事业的发展也有一系列的指标可以显示出业绩，比如说养老金的增长、工资的增长等，政府的政绩并不是必须依靠经济指标来体现。中国现在很多问题，归根到底，是地方政府能不能打破路径依赖，以新的思维来推动新的发展。

中国政府刚刚顺利完成了换届，新一届领导人对民生的强调更为突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不同的问题，贵在及时地发现、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这需要主政者有足够的勇气和创新、改革的能力。

（作者为芬兰阿尔托大学赫尔辛基经济学院教授、同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