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伊朗投射在普通中国人心里，是怎样的形象？
全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美国强硬的“敌人”、拥有古老波斯文明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以及女性必须蒙着黑纱？或者，更多一些，男人们会记得它曾是西亚劲旅，90年代中国男足的终结者，有一个留着胡子的球星，叫阿里·戴伊。
终日出现在中国新闻中的“国际政治”版块，纠结在复杂的危机中，你没有机会了解普通伊朗人的生活，他们的居所、餐桌、与亲人相处的细枝末节、工作的烦恼、婚姻的成本……伊朗人被简化成了由宗教、历史、语言、习俗构成的符号式的形象，而非具体的、鲜活的形象。
但是细想下，我们是“认识”一些伊朗人的。《小鞋子》里穿着大球鞋嘟着嘴的妹妹和善良的小哥哥；《白气球》里想买一条长着四条鳍的金鱼的小姑娘；《我在伊朗长大》里童年时期喜欢闻外婆身上茉莉花香气偷偷买摇滚乐打口碟的“我”（当然，伊朗政府认为这部法国拍摄的动画电影完全违背了伊朗的现状）；《樱桃的滋味》中在樱桃树下挖好了坑，四处寻找自杀后为自己收尸的人的中年人巴迪……还有获得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为全世界熟悉的《一次别离》中的伊朗的“克莱默夫妇”纳德与西敏。
11月16日，《一次别离》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即便排片稀少，首日只有188场，宣传几乎没有声响，票房不佳，叫好不叫座等等负面的情况已经是事实了，但依然要感谢有魄力的发行方，做了这趟明摆着赔钱的买卖，让中国观众有机会在大银幕上，看见真切的伊朗。
此前信息不通畅，许多人都将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殊不知伊朗亦有选举，有反对党，三权分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中产阶级亦在移民与否中焦虑、产生分歧，学校的教条式教育令家长忧心，贫穷的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宗教让他们获得宁静或者带来更大的内心动荡，阶层与阶层之间沟通乏力——除了宗教，它的一切我们都熟悉，很多东西在当下中国社会也有共鸣。上述种种，在《一次别离》中多少都有体现。
故事听起来简单。纳德与西敏要离婚，原因是西敏想移民，而纳德的父亲患有阿兹海默综合症，纳德拒绝离开。西敏回了娘家，纳德只好请了一个护工瑞茨来照顾父亲。瑞茨的丈夫丢了工作，她怀着孕，带着女儿，还偷偷出来干活。一天瑞茨悄悄外出，纳德回家看见父亲晕倒在地，双手被绑在床沿上，且抽屉里的钱不见了，愤怒中将归来的瑞茨推出门外。瑞茨回家后流产，两个家庭对簿公堂，纳德被控谋杀未出生的婴儿，瑞茨被控伤害老人。而整件事中，没有一个人完全诚实。
在矛盾还未发生时，一些生活的细节即在电影里展开。
纳德和西敏是中产阶级，有车有房，给11岁的女儿特梅请了家庭教师。纳德是一个恪守原则的人，他在辅导女儿功课时，有一个波斯语的词学校老师教错了，女儿就按错的念，纳德严肃地让她更正，他说，即便是考试被扣分也要按正确的来。
纳德的父亲，一个年迈的阿兹海默综合症患者，在一些影评人的眼里几乎是明喻，“父亲”是年迈的祖国，纳德不愿离去，而西敏却想带着孩子（意指未来）前往更好的世界。在剧中，显然西敏的经济条件要更好一些，她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独立女性。虽然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中，伊朗政府推出了限制女性受教育的政策，一些重点课程禁止女生学习，包括英国文学、翻译、计算机等，但是女性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依然是一路上升。因为离婚率激增，社会“被迫”接受单身女性独立生活的现状，虽然大部分房东依然不肯租房给她们，这也许是西敏回到娘家居住的原因。不像“刻板印象”中的伊朗女性那样在家庭和社会中没有发言权，西敏在与纳德的交锋中，几乎没有示弱过。
护工瑞茨与西敏完全不同，她身上有新闻里伊朗女性的影子，但电影里的瑞茨要丰富得多。住在郊区的她是个虔诚的教徒，眼神里永远带着疲惫，去纳德家做工要搭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她一直披着黑纱，进了家门才把外面一层黑纱脱掉。第一天纳德的父亲小便失禁，弄脏衣裤，她见老人难过，纠结半天后掏出电话簿，找了个相当于宗教规范咨询处之类的电话打过去，询问可不可以给老人洗澡、换衣裤，是不是罪过。在得到允许后，才如释重负。瑞茨要求加工钱，纳德断然拒绝——中产阶级在生活中拥有的话语权随后也延续到了法庭里。
双方在法庭上为自己的行为辩论时，表面上是两个家庭的纠纷，却抽丝剥茧地表现了伊朗社会高低阶层的行为差异与被社会接受度的差异、人是不是只能做到有利于自己的诚实、执拗到底还是适当妥协以及宗教、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之间，哪一个才是标准。
有趣的是，即便是处于一个时时发生宏大事件的国家里，伊朗导演们也一直摈弃宏大叙事的方式，大道理与大历史皆由普通人完成，故事皆在生活的间隙里铺成，在影像风格上也是简洁、质朴，成本只有30万美元的《一次别离》，手持风格的影像丝毫没打折扣，在构图、光线与色调上，依然相当讲究。
透过《一次别离》，亦可了解伊朗电影人的工作现状。
影片刚开始时，西敏陈述带女儿出国的理由时说：“我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法官问：“怎样的环境？”西敏没有回答。阿斯哈·法哈蒂用这种无言的方式避开审查：“在它（电影审查）的监控下，我们要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
伊朗的审查不会比中国弱。程序上也类似，先审查剧本，合格后发开机许可证；审查成片，没有通过的，或修改或毙掉，改到合格再发上映许可证。不同的是，“伊朗电影由政府部门分级，A级可以在国家电视台宣传，并排到好的时间和更多的场次，以此类推，被定为C级的没有市场也是预料之中的。”（摘自阿里·穆罕玛德所著《全球化对伊朗电影的影响》一文）——但在伊朗国内，大多数上映的电影也是商业电影，亦有大量垃圾片，而在海外获奖的电影时常被国内封杀，去年著名导演贾法·帕纳西被判刑6年，20年不得参与电影创作，不能离开伊朗，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审查的严苛程度可见一斑。
影评人木卫二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导演都责备体制，责怪审查，他们认为没有好的创作，原因是出在这些地方。透过伊朗的成功，中国导演确实不能再撒娇了。他们眼中的电影艺术，事实上已经被商业票房所取代，他们更喜欢把电影的好坏与票房的高低挂钩，至于所谓的诚意和良心，那只是一种明晃晃的借口。《一次别离》有没有人看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这块土壤产生不了《一次别离》。中国导演好像活在了温室当中，完全不知道周围的变化，不知道生活的力量所在。”
木卫二所说的“伊朗的成功”，是据一些电影网站的统计，在近25年内，伊朗电影获得过300多个国际奖项，其中不乏含金量颇高的国际A类电影节大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克马尔巴夫、贾法·帕纳西、马吉德．马吉迪以及《一次别离》导演阿斯哈·法哈蒂都是在西方电影世界获得认可的伊朗导演。
即便是在审查情态更加严峻的二十年前，伊朗人也有对策。儿童电影成了当时唯一的出口——透过儿童故事折射大人世界，却误打误撞将儿童题材电影推向国际，成为经典。也许伊朗电影的状态要比我们从表象上看复杂得多，但其中也必然有值得借鉴的部分，尤其所有的中国电影人生活在如此大裂变的时代，新鲜质朴接地气的素材遍地皆是，只怕是要先放下那一颗挣钱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