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宣宇/文 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为此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据此推算,中国经济需年均增速7.2%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此前,“十二五”规划已经将2011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多年来的最低值7%。经济增速调降传递出中国经济主动减速的信号,表明未来中国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环境和谐与百姓生活改善。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以总量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速正从过去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期转入一位数的中速增长期,这既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也有自身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
开放初期,面对的是由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升级产生的广阔的世界市场,通过加工贸易等出口导向型战略获得巨大的经济增长动力,但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急剧萎缩,贸易摩擦加剧,发达经济体的再工业化和消费低迷,同时后发国家的赶超和竞争加剧导致靠外部需求刺激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其中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105.5%,而外需的作用是负5.5%,国内需求已经成为支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粗放的数量式经济增长同样给国内环境、资源和可持续性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以大量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GDP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幸福感,相反由此引发的社会群体事件屡屡发生。当前国内就业压力减缓和世界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给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转型喊了十多年,如今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是得动真格的了。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意味着什么?这是今后很多政府官员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习惯于经济高增长的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来说,适应新的中速增长模式、把更多精力放在转型调整之上,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认为,以质量和效率为内涵的中速增长将是全国一盘棋的行动目标,中央会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引导,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或将是颠覆性的。
首先,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性降低了。出于就业、基本的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保障,增长当然要“稳”,但很多地方恐怕都会放弃追求两位数的GDP增长,经济增速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将会降低。与此同时,对比如就业、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等其他目标的考核会强化,地方政府必须适应更加多元化的政绩考核。同时,地方政府自身也要转变此前GDP的自诩式崇拜,回归到经济发展的本真目的。
其次,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将显著降低,且呈现出结构性变化。在过去高增长之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玩得很好,财政收入增速惊人,手里普遍有钱。但现在经济增速放缓,再加上房地产调控,财政增收放缓不可避免。在地方财政低增长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消化过去刺激高增长背下的债务,还要支付必要的职能性支出,恐怕要习惯过“紧日子”了。这对许多地方政府而言都是个考验。
第三,调结构和提效率的压力将大大增加。中速增长降低了增速,但同时必须完成调整结构和提高效率的转型目标。中央强调的节能降耗、创新驱动等战略,都必须在实践中来体现,才能实现转型目标。但创新转变成提升效率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持续的扶持和投入。
最后,中速增长之下,地方如何找到未来的发展抓手?这变得很重要。比如,当前的城镇化需要反思什么?如何驱动“新四化”的协同发展,真正将“新四化”转化为引领新增长的动力?如何在新背景下可持续地解决资金问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问题。
经济增速需要下台阶步入中速增长期已成为决策层和全国各界共识,地方政府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首先需要地方政府发展思维转型和执政理念转型。只有做好经济结构转型这篇大文章,中国经济社会才有可持续的发展根基。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