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梁捷

市场是不道德的吗?

政治哲学家桑德尔（M. Sandel）一直对市场经济的扩展表示忧虑。比如说，我们能否用钱购买在医院、银行等机构中免予排队的权利？我们能否用钱买到美国绿卡？近年来，随着桑德尔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对市场机制破坏道德原则的批评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疾呼，“人们只是抱怨两句，发发牢骚。但是我们需要严肃的讨论，就像是你参与讨论政治事务一样，我们应该认真公开辩论，钱不应该买到哪些东西。”

事实上，新科诺贝尔奖得主罗斯(A. Roth)在很多年前就开始认真思考桑德尔提出的命题，并且在顶级经济学学报上撰文予以回应。暂且不从哲学角度讨论那些“排队市场”、“移民市场”是否“正当”，从大众心理角度看，那至少是让人“恶心”和“厌恶”的。即使主张极端自由主义的学者，也不能无视普遍存在的“恶心”、“厌恶”。

 罗斯设计了一张表，归纳了市场化后容易引起人们反感的领域，包括了：1.人类器官（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献血，骨髓等）；2.劳动力（奴隶，雇佣兵，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等）3.性与生殖（领养，代孕，卖淫，色情业等）；4.言论与艺术（如传统文化）；5.风险（如保险，博彩等）；6.金融（短期贷款，高利贷）；7.污染市场（排污许可证，发展中国家的有害产业）；8.价格调整（灾难后调价，贩票黄牛等）；9.宗教与体育（对运动员的金钱激励，兴奋剂等）；10.食品，饮料与药物（马肉、狗肉，酒）；11.出售政治选票；12.街头自残性卖艺。

但这里面的纠结可能比桑德尔设想得更复杂。罗斯尖锐指出，从人类历史看，有些领域过去长期被认为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比如金融领域，对贷款收取一定的利息的行为。可是近几百年来，这种行为已经逐渐被大众所接受，变成一个正当的、可以由市场支配的领域，并且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惊人的金融业。

反过来，也有一些领域在某些地区、某些人群中。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可以由市场买卖的，比如奴隶的买卖，一些食品的买卖。但是在近几百年来，人们逐渐倾向于认为那是野蛮和不可接受的。市场就逐渐退出了这些领域。还有一些领域，比如体育比赛的市场，是人类晚近才有的新事物，找不到太多历史依据。

所谓市场，就是一种通过价格来自动匹配供给与需求的机制。经济学家一般不愿多作价值判断，探讨多数人对某些市场厌恶的合理性。但在对某些事物的供给与需求都合理，市场机制由于人们的厌恶而无法推行时，经济学家应当设法提供一些替代市场的机制。毕竟匹配供给和需求，一般都能提高供需双方的效用，从而在不导致别人厌恶的前提下，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举例来说，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血液的买卖是不道德的事情。但每天确实有大量病人由于各种原因需要输血。在缺乏血液自由交易市场的前提下，政府有责任出面，用志愿献血等方式征集血液，再供给给急需输血的人们，并保持血液质量的监控。整个机制并非自然而然，需要根据血液供需的实际情况加以精心设计。

匹配理论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罗斯就一直在研究这类实际问题，坚持在大学里开设“匹配理论”（matching theory）这门课，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发给罗斯，以及另一位老前辈夏普利，表彰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奠基性工作。夏普利早在数十年前就提出合作博弈中的核心概念“夏普利值”，这也是后来包括匹配理论在内的众多博弈论分支的基础。

现代经济学中，自由市场理论的基础是“一般均衡”，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证明。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出者也早就获得诺贝尔奖，那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而匹配理论的基础“夏普利值“，提出时间也没比一般均衡理论晚多久。可是这套理论只有在近二十年被罗斯等学者广泛运用后，才终于获得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肯定。

从经济学的脉络来看，早期的匹配理论沿着两条线索在发展，一条是宏观经济学，一条是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中，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在研究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现象（即失业）时，使用到匹配理论。

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是雇员，需求方是雇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雇员很难全面掌握所有雇主的用工信息，反过来，雇主也很难真正相信雇员所提供的个人信息。所以供需双方都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金钱来进行“搜寻”，最终达到匹配。宏观地看，无时不在的搜寻就导致了失业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更为实际，主要就集中在学生入学和器官移植这类具体问题上，并且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相关的政策制定中。教育与医疗，这也许是最为复杂、市场最容易失败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共同特点都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孩子无法自我教育，病人无法自我治疗，他们除了选择不同的学校和医院之外，也很少有其他的替代手段。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的后果都很难评价。再加上不同地区、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对教育、医疗所需求的内容不同，导致这两个领域中市场失败的情况不断发生。

 就中国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教育资源的供给远远及不上需求，就使得这些国家可以通过考试等选拔机制来决定教育资源的分配。而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教育资源的供需缺口没有那么悬殊，公平的匹配机制就显得比较重要了。

一切机制设计的根本思想，就是让参与者真实地披露私人信息，表达自己的偏好，然后有效地计算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可以为所有人所接受的分配结果。这一点并不容易。过去很多匹配政策都存在明显漏洞，如何钻政策漏洞都成为家长、病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随着经济学家的主动介入，纽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的一些大学中学都采用了经济学家建议的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学家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社会作出贡献。

如何匹配？

那么经济学家如何做到这一点？让我们从夏普利几十年前的一个经典模型说起。

他假设有多位男士和多位女士希望匹配结婚。每一个人对对方按照满意偏好程度都有一个严格的排序。主持人考虑根据男女双方各自表述的满意偏好信息进行匹配，目标是形成男士和女士之间的一对一配对，使每个人都找到尽可能满意的伴侣，并保持婚姻匹配的稳定性。

在第一轮，支持人让所有男士向最心仪的女士求婚。所有收到求婚的女士从所有追求者中选择最喜欢的人作为对象。在第二轮，还处于单身状态(即曾经被拒)的男士，重新向还没有求过婚的女士中自己最喜欢的人求婚(无论她是否已经有对象)。所有收到求婚的女士仍然从自己的求婚者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为对象。即使她原来已有对象，但如果现在求婚者中有自己更喜欢的，则拒绝原来对象，选择自己更喜欢的求婚者。接下去就是不断重复，一直进行到不再有男士求婚为止。所有被接受的男士和女士结婚，匹配结束。

这个模型就是著名的夏普利算法，看来并不复杂，背后却有非常深刻的数学直觉，可以保证该匹配准确和稳定。在这个基础理论之上，我们再根据不同市场的约束条件，就能制定出有效的、促使参与者准确披露信息的机制。不管在肾脏移植，投资评估还是体育比赛中，这套理论都获得了充分的应用。

有意思的是，每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是最多经济学家找工作的机会，世界各地的大学和青年经济学家都汇聚在一起相互“匹配”。有很多学者把这一现象作为匹配理论的应用对象，并依靠分析经济学家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最终也使自己得以“匹配”，找到理想的大学教职。

所谓的匹配，并不是“强行分配”，而是通过机制的设计，促进资源的有效分配，达致更高的社会福利。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都有可能失灵，比如缺乏足够的参与者，存在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等。桑德尔更是提出一个长期被经济学家忽略的维度，有时候人们就是“反感”市场。于是，在市场缺失的情况下，市场设计显得尤为必要，帮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

经济学家不仅用观念改变世界，还在用实践改变世界，这也是诺贝尔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