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袁梦瑶
　　“我用烧伤的手，书写火的本质。”
　　这是《不安》的卷首语，引用自福楼拜一八五二年的《写给路易丝·科利特的信》。在这个小说文体愈发面临着量的爆发和质的衰颓的年代，这句引语显得太过壮烈深沉，让我对于对朱莉娅·李进行的采访夹杂着紧张的期待。
　　朱莉娅·李，澳大利亚小说家、导演和编剧，哲学出身，先为律师，后转而从文。她并非高产作家，迄今只有两部小说作品——《猎人》和《不安》，却都是得奖无数的批评界宠儿。两部篇幅并不长的作品的创作时间相隔长达9年，其精雕细琢亦可见一斑。这次茱莉亚带着《不安》的中文版来到中国，让我有了和她近距离交流的机会。
　　沉静、细腻、精确、深思熟虑、极强的自我控制力——朱莉娅本人给人的感觉与她的作品完全一致。无论是从《不安》，还是从之前的作品《猎人》，以及她的导演作品《睡美人》里，人们都能清晰地感觉到有一颗冷静的头脑在小心地拿捏着一切。而交谈中，茱莉亚同样谨慎，每一个问题都经过一番深熟考虑后才给出尽量得体的回答。
　　《不安》的主人公奥利维亚是一个年轻时与父母决裂远嫁澳洲的法国女人，尽管对爱情倾尽全部，她却并没有得到一个幸福的婚姻。多年后，身体和心灵都饱受折磨的她终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故乡的法国城堡，而她的哥哥与哥嫂也在这时带着未出生便已夭亡的婴儿回到家里完成入葬前的仪式，《不安》的故事由此展开。
　　阅读《不安》并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婴儿夭折，出轨，精神失常，酗酒，家庭暴力，家庭决裂，全书充溢着令人压抑的黑色元素。擅于调动读者感受的朱莉娅清醒地掌控着全书的节奏，游刃有余地控制着小说的叙述紧张感，在稍稍有所喘息的时候信手制造新的窒息。“我希望能制造冲突，《不安》中充满着冲突。表面的华贵得体与实际中的衰落腐朽的冲突；表面与内心的冲突；希望与绝望的冲突；生与死的冲突；我希望能用冲突引起人们更加激烈的思考。”《不安》的人物设定十分简单，人物关系清晰明了。“我不十分了解中国文学，但我知道中国有一些作品会塑造数十个甚至数百个人物，构造十分复杂的剧情线。与他们不同，我更倾向于线性的故事结构”。的确，整个《不安》自始至终保持着线性行进，没有插叙，没有闪回，没有倒叙，然而，以女主人公的心理动因为推动力，却又清晰可见一个潜在的多米诺骨牌似的环状叙事结构，朱莉娅把她对书中人物命运的审视，不动声色地掩放在了这一个层面。
　　与大多数为深入刻画人物内心而大篇幅铺陈人物心理活动的小说作品不同，整个《不安》中没有出现任何“觉得”，“认为”，“想”，这些常见的引启心理描述的字眼，甚至很少出现“她害怕了”，“她很高兴”这一类抽象心理描述。《不安》更像是一部电影，朱莉娅沉稳地控制着镜头与人物间的距离，将他们的内心全部展示成可以直观视觉感知的画面。“我并不想直接描述人物的心理活动。我更希望通过对他们的动作、表情的细微描述让人们察觉到他们的内心。”相比于“向你宣告”，朱莉娅更加倾向于“让你看到”。
　　同样的距离感也体现在她对主人公的称呼上。与上一部《猎人》一样，朱莉娅似乎并不喜欢直接称呼她的主人公的名字，而是选用了“女人”，“男孩”，“女孩”这一类更加泛指的称呼。 对于这个问题，朱莉娅似乎觉得有些出乎意料。“这并不是我刻意采用的方法，只是一个不经意的习惯。现在看来，或许是因为我希望给我的人物增加一些普遍性和神秘感。”
　　朱莉娅将《不安》的场景放置在一个虚构中的法国城堡，故事发生的时间并未言明，不需要花费心思符合某些特定的历史环境，这为她提供了充分的创作自由。“我对严格的现实主义并不感兴趣，《不安》也并不完全是一本自然主义作品”，朱莉娅说。然而这种安排却也同时为她带来了一些风险，她放弃了现实主义中惯用的“历史事实”这一增加真实感的可靠工具，就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为她的小说角色布置舞台以精确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图画，而这为她带来了一些“太过刻意”的质疑。
　　我向她列举了一些之前在网上收集到的人们对于《不安》中某些看似牵强的细节的疑虑，希望能从她的解释中对这本书有更深入的理解。她似乎早有准备，只是淡淡回应，“人们当然可以这么认为，这也是一种角度，但是魔术师永远不会向观众揭示他的绝活儿”。对于其中有些偏激的见解，朱莉娅也依然保持着得体地沉静与克制。她小心地思考了一会儿，“说实话，我并不十分在意那些评论家们的想法。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受到欢迎’的义务，写作的目的也从来不是取悦他人。”而当被追问到写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时，她想了想，“是为了写出让自己骄傲的作品”，十秒钟后，她又突然发挥起力求完美的性格，摆着手笑了，“哦不，这听起来太糟糕了，让我们删掉它。”
　　（茱莉亚·李新书《不安》中文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