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梁捷

人的行为是很复杂的。随着环境的不同，指导行为的知识和理念也会不同，所表现出的行为就会千变万化。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巴苏曾举过一个例子。在印度农村，债权人去问债务人讨钱的时候，债务人常会这样说，“如果我把钱还给你，那我拿什么去修我的茅草屋顶呢？”债权人则会很有经验地回应，“你现在这水平修什么茅草屋顶，还是找两块塑料板应付一下，先把钱还我，以后一劳永逸地修锡屋顶好了。”

关注人类行为与环境关系的行为经济学，乃是目前经济学领域最热门的分支。诺贝尔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创始人卡尼曼教授的理论专著《思考：快与慢》甚至成为纽约时报书评版推荐的年度十大热门图书之一。行为经济学放松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主张人的行为本来就遵循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并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行为经济学的模型在很多情形下确实比传统经济学的模型更贴近现实。

目前行为经济学主要被用于金融市场、拍卖市场等高度现代化的领域。最近才有经济学家把视线投向发展中国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不一定有成熟的金融市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举止行为也会遵循有限理性的原则。根据行为理论巧妙地作一些设计，同样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有效解决生活中所遇到问题。

仍以印度为例，孟买地区的火车与火车站举世闻名，每天都要运输成千上万的上班族。为了大家上下车方便，孟买的火车上不装车门，所以常能见到火车尚未停稳就跳下火车，或者火车已经启动，仍然在站台上奔跑追赶的情景。特别还有人在火车进站或出站前后横穿铁路，然后及时跳上火车。因为这个危险动作，孟买地区每年有6000人死在铁路上。

很多人都曾对印度的火车提出质疑。为什么不能在火车上装上车门，为什么不能在站台上装上围栏，防止乘客横穿铁路？印度人民会告诉你，火车故意不装车门，这样才能保证火车准时、高效地运行。如果孟买火车像许多西方大城市的地铁一样装上防夹人的车门，那在超级拥挤的情况下，火车恐怕半个小时都开不出站台。目前大家跳上跳下的危险景象，已经是无数印度人多年实践总结下的最优设计。

行为经济学家承认这个环境，并且在这个环境的约束下改变人们的行为。一批行为经济学家在精心考察了孟买多个火车站后，提出两个举措。第一，在乘客走到月台的必经之路上悬挂醒目的乘客被火车撞倒的图片，提醒乘客横穿铁路的危险性。在印度这个教育非常落后的国度，尽管每年铁路上都有数千起死亡事故，因为印度人口太多，对死亡的看法又很超脱，所以大多数乘客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危险性。

第二个举措是改变火车进站鸣笛的时间。经济学家发现，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危险，火车司机总是在火车尚未进站、仍有相当距离时就鸣笛。乘客很快就形成预期，鸣笛之后，火车仍有一小段时间才会进站，这段时间足以横穿铁路。多数死在铁路上的乘客，就是过于自信，以至于错误地估计了鸣笛到火车进站的间隔时间。

经济学家要求司机们不要过早鸣笛，要在火车即将进站时才鸣笛，让乘客们强制性地改变预期，即火车鸣笛后，乘客肯定没有足够的时间横穿铁路。同时，他们让汽笛声音变得强烈、刺耳，从而可以在嘈杂的背景中凸显出来。这样，乘客在平时横穿铁路时就会加倍注意，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中，一旦听到汽笛声音，就必须放弃横穿铁路的计划。通过这两个微不足道的举措，行为经济学家将孟买铁路上的死亡率减少了75%。

不妨再举一例。印度许多城市的环境都很糟糕，贫民窟随处可见，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一方面，因为是贫困地区，政府没有财力雇佣大批清洁工来打扫城市卫生。另一方面，民主政府也不那么在乎所谓的“市容”、“市貌”。但是清洁的城市终究能为市民带来更多的幸福。行为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组建议。

有行为经济学家试着在贫民窟里，每隔50码距离就在墙上安装一个小挂钩，上面挂一包旧的塑料袋，同时旁边贴两张示意图，一张指导人们将某一类垃圾投入塑料袋，另一张则指导人们将装满垃圾的塑料袋投入指定的回收站。每个挂钩的成本是50卢比，大约一个美元。

一段时间以后，经济学家们回访这个贫民窟，发现它变得整洁许多，与周围的街道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行为经济学家赛勒提出的“决策结构”（ choice architecture）理论发挥了作用。挂钩潜移默化地激励人们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从而按照设计者所希望的模式行为，达致理想的结果。

在过去，经济学家认为人们足够理性，在现有环境下必然已经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为。若是不改变制度，就无法改变人的行为。但行为经济学家通过研究人的心理、归纳人的思维习惯而找到新办法。在不改变制度的情况下，有时只需稍作引导，人的行为就会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进行改变。

在发达国家，行为经济学家们忙于总结股市波动，设计最优拍卖机制等。而在发展中国家，行为经济学家就在解决日常问题。对于两类国家，这都是最为重要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