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赫希曼说，明显地，“反动命题仅仅是一系列虚构的、高度两极分化的争论中的极端言论而已”。我们可以试试将这些论述形式对照最近几年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政治争论，比如：“政治改革将会带来社会动荡”；又比如：“中国人的民智尚未开化，现在搞民主会适得其反，反而会出现暴民政治”，等等。当然，新左派们会有一些更巧妙的反动修辞，但上述这些，都已经是典型化的“悖谬命题”了。这种“命题”的最一般做法就是：论证改革的行动将产生与宣称的和追求的目标适得其反的结果。即：“推动社会向某一方向前进的努力将导致它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这种论证简单有力，总能找到某些证据，还能让人感到其深刻老成，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反动修辞”。诸位，警惕啊！
（美）托尼·朱特/著
杜先菊/译
新星出版社
2012年年初的《沉疴遍地》也与政治讨论相关，只是它涉及更大的全球性命题。《沉疴遍地》是托尼·朱特临终前的遗作，他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病痛，在病床上将他对这个世界一生的以及最后的洞察告诉世人。这本书出版之前就在美国的公共电台对公众广播，激起极大的反响，出版之后，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列入全球思想家正在阅读的20本书之一，但所有这些，都不及你认真地读它。几乎每一段，都能激起你与他的对话，赞成或反对，但从根本上，托尼·朱特的“重新回到政治讨论”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托尼·朱特是欧洲思想史出身的政治学家，在这本书里，为了叙述今天的问题，他拉了一条极为清晰的从一战以来的政治思想的历史路线。这使得这本书的问题的提出变得极为坚实。从一战、大萧条以后世界性的向左转，带来了美国的“新政”和二战以后欧洲的福利国家，但后来，1989年，有了左翼乌托邦的崩溃。新自由主义和新全球化开始。资本越出了国界不再受国家规范，而个人，在绝对的个人权利下则陷入空虚和无目的的迷惘。那个乐观的、知道“如何改造世界”的时代过去了！朱特的“重回政治讨论”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甚至无法进行政治讨论！
在面对一个全新问题的全新时代，我们的思想却还停留在20世纪，我们所有的批判意识都还来自于诸如法兰克福学派、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我们甚至无法对今天的问题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批判意识。所以，托尼·朱特说：我们需要一场知识革命。（就像每一个大时代到来的时候那样，需要知识的“范式”转换。）托尼·朱特是在病榻上完成这本书的，我们可以想象，朱特躺在病床上，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柔和地洒进房间，他一边口述，一边回忆他自己50年代和60年代，“那个美好的年代”。可以想见，一个历史学家的时代反思可以有多么精彩，因为他有足够的知识供他调用，而朱特又恰好是其中最合适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有过一个极为重要的分岔，一个是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尤其是伯恩斯坦等人根据当时欧洲日益改善的工人阶级状况，主张放弃暴力革命，并提出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一个则是列宁主义的横空出世，他主张以少数职业革命家的密谋组织“先锋队”来夺取政权，并以恐怖手段建立对全体人民进行统治和改造的“党国”，以此来实现“社会主义”。
这段历史其实对每一个中国人都很重要，因为191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我们就落在了列宁主义的这支分叉上，国共革命都由此而来，而我们今天的各种“反思”，却少有从这个源头开始，甚至，似乎不断地在回避这个源头。2012年年尾读到的这本《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在某个合适的视角下，恰好构成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本书非常详尽和系统地将1917年以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批评做了完整的叙述，在时间上几乎拉到了当下，它甚至还包括60年代中共对苏共的论战，当然，作者认为，那是一个从更左的立场对苏共的批评。
书中的前几章是关于这个源头的争论，考茨基、罗莎·卢森堡等等，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批评。这些批评在今天看来尤为精彩，虽然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但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在后来竟如谶言般成为现实。比如卢森堡就反复指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导致的绝不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更不会是一个在无产阶级解放之后的人民国家，它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包括专政无产阶级自身。它的进一步发展，则“只不过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这种状况，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杀人质，等等”。这些，几乎直接预言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中国1949年后某些时期的状态。印象中这本书的同类型著作有一本《马克思的复仇》，2006年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书将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运动作对照式的分析，有更强的理论性。记得当时还推荐给不少朋友读。
阿伦特是对当下中国有着特别意义的思想家，但她在中国的知识界却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尽管她的主要作品几乎都有了中译本。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她对极权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研究，她所揭示出的“平庸的恶”，在彰显着我们至今未能走出的处境。然而在这处境中，我们依然是有希望的，我们仍可循着阿伦特的线索进行最后的反思，对抗“道德的败坏”并“积极生活”。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资源。此外，阿伦特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思想遗产，那就是她对马克思主义持续不断的追究：为什么像斯大林主义这样的骇人听闻之物会产生于代表着西方最人道的政治理想的激进运动？而且，这场运动中还包括了许多品德高尚令人钦佩的人物？这同时又是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特殊的道德问题：由于左派极权主义的恶行与极端政治理想主义相联，导致了许多误入歧途的“革命同路人”去宽恕这些罪行。这里，马克思主义自身隐藏的思想陷阱又是如何通过复杂的环节连接到列宁—斯大林主义，转换成席卷20世纪的左派极权主义的？这些，都是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的巨大工作，这些工作散在《人的境况》、《论革命》、《过去和未来之间》以及大量的手稿中。再读阿伦特，实在是非常必要的。玛格丽特·卡诺凡所著的《阿伦特政治思想再释》，是2012年很有分量的政治学出版物，此书令人信服地帮我们梳理了阿伦特最重要的作品和她的思想逻辑，可惜，关注不够。
思想和历史
北京三联隔了十年再出“公共论丛”第八辑，这份从容的姿态令人佩服（虽然也可能是编者的原因），完全没有急急忙忙似乎明天太阳就不再升起的焦虑。但我们满大街去看，从容二字几乎绝迹，人人都那么“进取”、“焦虑”。好像这不是盛世，而是末世。
李强/编
三联书店
这本第八辑的题目是《社会理论的两种传统》，简单地讲，就是一般所称的“英美传统”和“欧陆传统”，英美传统主要是指由苏格兰启蒙以来的英美的自由主义，欧陆传统则主要指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理性建构式的现代政治。仔细地往里面看，又有许多复杂的脉络，编者写了篇很长的“写在前面”打算比较仔细地交代这些脉络，也很清楚漂亮，但在我看来，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的差别，在根本上不是来源于思想内部的差别，而在于外部社会历史境遇的差异。对于没有新教革命的法国大陆而言，现代性无法自然形成，必得通过革命，从而，理性式的建构就是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现代性不可放弃的一个选项，虽然我们都希望改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陆传统下的“积极自由”自有其深刻的意义。所以托克维尔才会认为，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维度，但并不是社会的全部。社会永远不会将权力完全交给国家，社会自身将永远保持政治的维度，所以现代社会需要积极的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法国如此，那么其他文明比如中国的现代性，又该如何呢？《农民公民权研究》一书有点意思，似是国内首部开宗明义讨论农民公民权的著作。作者是位年轻的博士，叫张英洪。这本书考察1949年以来的中国农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之下的农民身份，继而主张中国实行宪政，让中国农民拥有宪政下的公民权，从而解决农民问题。意思确实很好。
在很长时间内，农民问题差不多就是中国问题，即使到了今天，城镇化比例已经超过50%，农民问题依然可以近似地等于中国问题。原因无他，除了农村的六七亿人口，2.5亿的农民工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老友朱小平最近在做一个“农民经济学”的研究，其中有个分析很漂亮。他说农民工的权利身份与他的肉身是分裂的，进城务工的，只是他的劳动力，他的人格权利仍在乡村，并没有一个完整政治人格的农民工。2.5亿分裂的个体，文明史上的中国奇迹是以如此大规模的反文明来实现的。所以，张英洪将农民问题归结为公民权的问题肯定是对的，也就是“自由人的平等权利”。
最后，关于自由的救赎
周濂的《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正可以呼应我们上面谈到转型困难时的“默认的共识”。这本书年终被众多媒体评为年度好书，自有其当下的意义。
就在这篇用作书名的短文“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中，周濂讲了当革命乌托邦崩溃，大家都认为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的时候，齐泽克在上海演讲（2010年）时讲了一个故事：“在欧洲，我们有圣诞老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现在大家都说我不再相信意识形态了，但我的观点是，即使你不相信，它还是在起作用，而且，意识形态正是在大家都不相信它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于是周濂接着说：其实“一个不再被人们认可或相信的意识形态仍旧可以继续发挥政治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功能，哪怕它看上去漏洞百出、苟延残喘，但只要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它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它就仍然功能健全、运转良好，这才是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而且，“这样的意识形态更可怕，因为它不再是少数人处心积虑地说谎，而是所有人心照不宣地共同维护那个公开的谎言”！这篇文章大约2000字，适合“全民阅读”。
集子中最后一篇是唯一的长文，大约6000字，题目是《革命的窄门》，这是2012年初韩寒著名的“三篇”在网上热传后写的。周濂在这篇文章中最好地而且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他想要的价值，以及他所认为的实现价值的“对”的路。这篇文章才华横溢，在结尾处，周濂写道：现代历史告诉我们，革命的门是一道窄门，上头写着“自由”二字，谁不从此门中过，则必陷入革命的泥沼，成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自由”，才能造就伟大的公民，造就伟大的社会，自由，是一切进步的真谛。自由的救赎，大约才是2012最重要的基调。这样的读物，还有《乡关何处》、《半生为人》等等。
最后，我想向2012年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写完但未能出版的图书和作者们致敬，他们让我们对2013年尚未发生的阅读抱持更大的期待。谢谢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