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叔叔是小父亲一岁的同事。1957年他和父亲一样没管住自己的嘴，被引出了“蛇”洞。他们都没“咬”着什么，反被“捕蛇者”捉个正着。

1958年，腾叔叔和父亲一齐被流放到北大荒。在全民恶劣缺嘴的年代，发配去北大荒的人就更缺嘴了。好在腾叔叔家有广泛的、大量的，经济、政治实力雄厚的海外关系，不时有包裹吃食邮寄到那个冰天雪地、缺吃少穿的地界儿，接济饥寒交迫的腾叔叔。

1961年，承蒙老天睁了下眼，腾叔叔和父亲大难不死，基本是全须全尾儿地回了原单位。

父亲不识相地坚持1957年的“右派”观点，被重新专政，进了共产党的劳改营。

腾叔叔和父亲是名符其实的难友。他回原单位后和进了劳改营的父亲又怎样联系上的？我不知道。等我记事的时候，腾叔叔已经是我家的常客了。

每年冬天，父亲回北京探亲，腾叔叔都要到我们那个寒酸破败的家来坐一坐，有两次还给父亲提来大包的衣服。衣服虽是旧的，但都干净整齐，没有补丁。那时父亲在山西劳改营的建筑工程队做木工，人很瘦，腾叔叔的衣服大都能穿在身上。

在那个“广大人民群众”窝头白菜度日都显得紧张的年代，北京城里大杂院的小孩子下过（饭）馆子的不多，下好馆子就更想都不用想。可我，还有我妹妹却都去过几次好饭馆子，——那大多是腾叔叔请客。

每回父亲的难友来串门，想去街上吃一顿，妈妈总会找个理由不去，无非是想给请客的人省一张嘴钱。可父亲从小就是个极好吃的主儿，下饭馆是他的嗜好之一。

有一次腾叔叔拉着父亲和我去了西单西南角上淮扬风味馆子同春园。那时候“繁华的”西单街上，到晚上饭口儿时数得过来几家饭馆里，每个馆子人都特多。在同春园这样的饭馆吃饭，不像现在，饭馆门口有漂亮的服务小姐，把食客们往摆好整洁餐具的餐桌旁领。那时食客们都是自己抢座位。饭馆满座后再来的食客，基本是先环顾一下周遭的情景，然后伸长脖子，放慢脚步去每个圆桌那儿逡巡，基本有点儿像非洲大草原上食肉动物快速出击捕食猎物前的情景。准食客瞄好一桌，估计这桌人快吃完时，就会用一只脚蹬在前面就餐者的椅子牚儿上，同时回转身大声招呼自己的同伴过来包围这一桌。至于坐在椅子上正享受美食的食客，对围观吃饭做何感想，没人顾虑。

腾叔叔找好了桌子，父亲领着我挤过逡巡着的人群落了座，腾叔叔点了四个菜。

饭馆盛菜的盘子不仅浅浅的，盘底还微微往上拱着。我看着那盘里数得过来的虾和肉片，不敢下箸子，生怕两口给吃没了。腾叔叔张罗着，“孩子，吃！使劲儿吃，不够咱们再来”，然后又给我添了碗饭。饭馆的菜好吃极了……

回家的路上，父亲焦虑地对腾叔叔说：“小潘这两年身体越来越糟了，带着两个孩子，我一年才回来一趟，没法照顾她们母女三个，你平时要是有空儿，麻烦帮忙看看，有什么麻烦事，帮忙照顾一下吧。”

从那以后，一年中腾叔叔都会来个三几趟，在我家小破屋中坐坐，问问母亲、我和妹妹的情况。有时，腾叔叔来时母亲上班了，他就会问问我最近学习好不好，拍拍我的小脑袋。偶尔腾叔叔也会提一斤杂拌糖递到我手上；再不，就是拎一包旧衣服放到我小床上。衣服，母亲会修修改改给我们穿；糖，她会藏起来，隔些天给我和妹妹一块，能吃很久。

1977年到1978年秋天这一两年间，母亲病得不省人事，父亲迫不得已请长假了。父亲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靠母亲的收入实难维持全家填饱肚子。腾叔叔和父亲其他一些难兄难弟，十元、二十元，隔三差五接济起这个命如游丝的家。

这年，父亲在家，用在劳改营学来的木匠手艺给家里打了一张八仙桌。从此，全家可以不蜗在一块马粪纸板钉成的小桌子上凑合着吃饭了。

父亲兴趣所至，给腾叔叔也打了一个装杂物的小药柜。小柜子八九寸见方，很精致，三层抽屉，可以放在写字台上。腾叔叔乐颠颠地骑车带走了。

这次腾叔叔又邀请我们下馆子，坚持要我母亲一齐去：“这回你们全家都去”，腾叔叔下命令了，“就明天吧，星期六晚上我来，咱们一齐走，这回咱们去——就四川饭店吧，离你们家近，就这么定了！”

星期五晚上，父母开始嘱咐我和妹妹，“明天穿干净整齐点儿，在饭桌上不能老盯着菜，不能狼吞虎咽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样子。四川饭店，你们小，不知道，周总理都在那里请过客哩。以前好些有名的人都到那里吃过饭，那里的椅子都是软的，像沙发一样，你们俩要有坐样儿，不要东张西望的，大人说话不要插嘴。手洗洗干净，不要伸出来鬼爪子一样。”

终于到了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和腾叔叔到了四川饭店。这里和一般饭馆很不一样。我们进了一个大四合院子，外院又空又大，茂盛的竹林带着北方冬天少见的绿意，整个院子静静的，不像是个吃饭的地方。转过一个门，二进院子里，四周红漆柱子，绿格扇门窗的瓦房，每间屋都亮着灯，显得暖烘烘的样子。

腾叔叔径直带我们进了这院子的东厢房。呵，好大的屋子呀，屋里散放着几张铺好干净的白桌布的大圆桌，零星的二三桌食客静静地吃着饭。

我们几个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这是我第一次坐这样软的有靠背儿的椅子，我悄悄打量这椅子，套着浅颜色的干净的座套。我和四五岁的妹妹情不自禁地坐在椅子上颠了两下，这一颠竟觉出了舒服和有趣，上下颠个不停了。母亲悄悄拧了下我的大腿，我猛地想起在家的嘱咐，马上变得规矩了，妹妹不管那套，继续颠着，直到服务员端上菜来。

腾叔叔叫了一桌子的菜，太香了！干烧鱼上来了，有点甜、又有点辣，红红的、油亮亮的鱼身上还洒了不少油亮亮的小肥肉丁，太好吃了，就是菜汁儿都那么香！

四川饭店盛米饭的碗真是太小了，我两口就吃完了第一碗饭，“孩子，别光吃饭，多吃菜”，腾叔叔提醒我，“多吃菜，呵，孩子，多吃菜”。那饭可是好大米做的，每一粒米都亮晶晶的，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米饭。在家也是少吃菜，多吃饭呀，菜是为吃饱饭用的，多吃菜能吃饱吗？我不大理解腾叔叔的话。

饭桌上，腾叔叔说了好些次让我多吃菜，最终我还是吃了八小碗米饭，菜盘子就剩下点儿菜汁和碎鱼骨头、肥肉丁了，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晚上回到家，父亲表扬了我们姐儿俩，“今天表现还可以”，母亲接了一句：“要是不颠椅子就更好了”，我说：“爸爸，要是那剩的鱼头和菜汁能拿回来多好，那里还有肥肉丁没吃完呢。还能吃一回米饭呢。”“那怎么成，剩的不能往回拿，丢人！”父亲否定了我的意见。那年头，虽然缺吃少穿，却不兴从饭店往家打包。

父亲在家，腾叔叔来得勤了。每回总给他带来点单位的新情况，顺便捎来一些《参考消息》给父亲看。父亲平日一摞摞地写上访信，在北京的几个上访点儿之间奔走递交。他会把自己跑上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腾叔叔。

终于在1978年10月，父亲回原单位上班了。全家人做梦一样不相信自己等到了这一天。

1979年，父亲回来工作不久，我家从大杂院搬到了他单位对面的一座新楼房里，后面是腾叔叔家住的宿舍楼，两家的来往更多了。

这是解冻的年代，一切都在慢慢地起着“化学”变化。腾叔叔的思想激越而新潮，他欣赏邓小平，喜欢看年轻人穿喇叭腿的牛仔裤。他和在美国的亲戚们来往多了起来，把自己刚进工厂，经常上夜班的女儿送到美国念书去了。

那时电视上正在演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我家没电视，“小孩怎么能没电视看呢？你们以后每星期二、四晚上到我家看电视！”腾叔叔对我和妹妹说，“咱们不多看，其他时间得学习呢。”

人们的思想真是一日千里。父亲到外地出差的时候，他们单位推举他当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三位候选人的简历贴在单位食堂门口的宣传栏上，其中还有一位候选人竟是腾叔叔，他是毛遂自荐。

选举出了结果，单位的两名“前右派”顺利当选。那几年，父亲常和腾叔叔一起开会，提议案，考察、参观。不久两人就都表露出没兴趣的意思：“真正对老百姓有意义，改进政府工作的议案没人理，天天参观什么饭馆，提改进卫生的意见，有什么意思？下届不当了，瞎耽误时间！”

时光荏苒，1986年秋，父亲、刘冰雁、戈扬三位提议编个文集，由三联书店出版，请一些1957年时有名或有典型意义的右派，写一写自己当年如何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以后的遭遇不用写。文章三五千字，用来纪念反右派斗争30周年。约稿信广泛发出了，也给了腾叔叔一份。

一天下午，腾叔叔到我家：“老戴，我就是劝你，这件事——”腾叔叔拿出那封约稿信，“就到此为止吧。”沉了一会儿，“这是何苦呢，都是过去了的事情，提它还有什么意思，我就看了看”，父亲沉默着……“你现在也挺忙的，何苦再惹些不必要的事情呢，你说是不是？”

父亲是个天真到老的人，他仍旧告诉腾叔叔，约稿信的反响挺好的。“我已经陆续收到一些‘前’右派的来稿，三联书店编辑也收到不少。没有什么理由，怎么能说不编就不编了呢？我现在正在编呢，估计明年1月份差不多了。”腾叔叔见没法说服父亲，婉转地把那封约稿信放在桌上，算是退了回来，又寒暄了一会儿，走了。

腾叔叔和父亲来往少了。

那是一个忙碌的年代，腾叔叔和父亲不能例外，更何况他们年轻时代都顶在“右派”帽子下度过，比起旁人，他们更愿意这样忙碌着去追回那些逝去的时光。

腾叔叔在57岁那年被派到国外分社工作，一去经年，彼此间更少了音信。

后来是举世瞩目的动荡。那一年，年届60的腾叔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老当益壮地在那个分社工作。因为单位需要他带一带新去工作的年轻人。

这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腾叔叔了。

想来腾叔叔今年也快80岁了，现今我仍旧想念那个曾经请我们下馆子，给父亲送《参考消息》的腾叔叔。

无论如何，我遥祝远在异国的腾叔叔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