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
作者: 林毅夫
译者: 张建华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by朱启兵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那部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此后，一国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秘密引起了无数经济学家的关注。无论是斯密、休谟等人早期的天才思考，还是哈罗德—多马、索洛、卡尔多等人的增长模型，以及库兹涅茨等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学人对此的探索。而随着二战后诸多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兴起，如何使低收入国家的国民财富和社会发展尽快赶上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成为又一批经济学者思考的核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多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则在追赶梯队中加入了新的成员。

然而，正如事实所显示的，尽管各种流派的经济思想，从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大推进”，到内生增长理论，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所提供的自由化措施，为低收入国家开出了各种药方，但真正实现了成功经济增长的国家依然寥寥。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反而在扩大而不是缩小。原因何在？林毅夫教授的新著《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以下简称“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受业于芝加哥大学舒尔茨教授，又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研究多年，更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位上任职，独特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使得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他称之为“新结构经济学”（New Structural Economics）。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见第11页）：（1）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总预算、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这种要素禀赋结构是随着发展水平而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也应不同。同时，特定的产业结构要求特定的基础设施（包括硬性的和软性的）来促进其运行。（2）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阶段是一个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简单的两分法并不适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并不必然与高收入国家相同。（3）在每一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政府必须进行对市场机制的协调或提供基础设施的改善，并对外部性进行补偿，以促进产业多样化和升级。

在此基础上，本书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思想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GIFF），基于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这“两轨”，给出了政策实践的六个具体步骤（即本书所称的“两轨六步法”）：选择正确的目标—消除约束—吸引全球投资者—支持成功自我发现的私营企业扩大规模—依靠工业园区的力量创造奇迹—向正确的产业提供有限的激励。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参考。

在给出了一个一般性框架后，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更特别指出了转型经济所面临的特殊双重挑战：“即设计并实施一个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来解决之前章节中所讨论的协调性和外部性问题，同时还需要进行承担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艰难的结构改革”（第210页）。并建议转型国家实行“渐进的、务实的双轨制方法”：即对无自生能力的部门暂时保护以维持稳定；同时放开私营部门，允许FDI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以改善资源配置，获取后发优势，同时改善经济的自生能力（第230页）。

上述思路不仅适用于低收入国家，当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已经实现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同样适用，即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时，同样可以运用新结构经济学给出的“两轨六步法”，识别本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并发掘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变化，从而发现随收入增长而变化的、与比较优势一致的新产业，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而其前提则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有竞争力的市场体系和一个因势利导型的政府”（第245页）。

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林毅夫教授在本书中用一个专门的章节指出了新结构经济学与罗森斯坦-罗丹、缪尔达尔、赫希曼等人为代表的旧结构主义以及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见本书第六章）。

在笔者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之“新”首先在于其摈弃了一个单一经济增长模式的可能性，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增长路径内生化了，即一国在特定阶段所适合的发展战略是内生于其比较优势的，而比较优势又内生于该阶段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而不符合该国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无法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最终不可持续。

其次在于其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强调。“自生能力”是林毅夫教授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书将其定义如下：“一个广泛意义上管理良好的企业，如果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在没有任何外部补贴或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则被视为是有自生能力的。”（第64页）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新古典经济学隐含着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但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由于市场制度的完善和经济增长是并行的，基于发展战略的要求而建立起来的企业如果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则需要政府的补贴或保护才能同其他国家的企业在同一市场中竞争，即是无自生能力的。长期而言，这种模式不可持续。苏联、东欧和拉美众多国家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

再次，如果说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强调是对微观上市场主体的关注。那么，在宏观上，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这或许是新结构经济学对主流理论最大的改进。众所周知，对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界的认识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在古典经济学中，政府只是作为“守夜人”而存在，提供国防、安全之类的公共产品；凯恩斯理论的出现为政府干预经济周期提供了依据；而传统的计划经济则将政府视为无所不能的超级计算机，众多发展中国家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的背后也是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自信；但各种自由主义经济学始终对政府干预持有怀疑，而诸多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更助长了这种怀疑，华盛顿共识则为转型经济提供了彻底市场化的药方。然而，“大爆炸”下的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不如人意。这一切不禁令人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再度进行思考。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固然需要强调，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过，政府的作用不是如计划经济或传统发展经济学所要求的直接对经济进行干预，而是“因势利导”，即“为新产业提供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间的相关投资，为先驱企业的信息外部性提供补偿，以及通过孵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和鼓励产业集群培育新产业”，“改善软、硬件基础设施来降低个体企业的交易成本”（第138页）。由此可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并不是要替代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资源配置，而是通过对各种软件及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来促进市场更快、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减少市场失灵的可能。

林毅夫教授亲身参与了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进程，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实践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很多素材与思考的起点。本书中，也在多处提到了中国改革实践的例子。无论是对政府作用的发现，还是对企业自生能力的强调，又或是对转型经济双轨制改革的建议，都能够看出中国实践的影子。而对照中国政府近几年来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其与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也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外，典型的如近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利用财政政策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即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而政府的政策工具中，基建投资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9年后基建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而基建投资中，电力、铁路、公路等则占据了主要地位，即林毅夫教授所说的“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而新政府对于社会保障、财税体制及金融制度等变革的强调，则显示了对于“软件”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视。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对应不是偶然的，学术思考与政策实践的一致或许正体现了林毅夫教授所推崇的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

当年，凯恩斯在《通论》的结尾曾这样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数百年来，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繁荣求索之途。今天，林毅夫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份关于繁荣求索的思想。毫无疑问，本书的思想已经，并将继续影响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如作者所期望的，“利用经济分析帮助他们制定出充分考虑他们的愿景、优势、约束和目标的合适战略”（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