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洪波/文 西安要拆兴教寺，这不稀奇。兴教寺是埋有唐代高僧玄奘的著名寺院，但玄奘又算什么，拆迁还是不稀奇。当下的中国，除了故宫，似乎是拆哪里都不稀奇。就是故宫，不也一度内设高级会所了吗，那也差不多是内涵上的拆迁了。

中国有强悍的拆迁逻辑。

陕西西安，镐京以来几千年，建都少说十三朝，多说十七朝，地上地下，到处是文物古迹。前几年游览浙江桐庐严子陵钓台，同行有位西安来的老先生，貌似兴致索然，表示这钓台在浙江看似了不得的古迹，放在陕西，简直就不算个什么。后来数次到西安，眼见为实，知道老先生所言非虚。拆个兴教寺，有本钱，拆得起。

就算没有西安那么多的本钱，拆拆旧东西，哪个地方会心疼不成。这些年，开发令下，所向披靡，这片大地上被拆的东西还少么。何况兴教寺的拆迁，说是为了“申遗”。随便一个大型商业楼盘，都可以把城市里的文物给拆掉，多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为世界遗产，这是多么宏大的事业，还拆不得个兴教寺？就像古代打仗，大将刀下不斩无名之鬼，死于大将之手也算一个荣幸；兴教寺拆于申遗之手，也算不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头了。

申报世界遗产，逻辑上也是中外有别的。

中国的地方政府有更加强烈的热情去排队等待每年2个的国别指标，申报的投入在中国也是不惜代价。这里面有着强烈的旅游开发动机，世界遗产就是旅游业的最好招牌。《世界遗产公约》对游览造成的威胁深为担忧，而在中国则逆变为旅游开发的机缘。《世界遗产公约》拒绝任何想象的重建，而在中国则常有伪造古迹，为了旅游或包括申遗成功在内的美化修饰性改建也是经常项目。

世界遗产委员会还注重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对保持传统和文化连续性的社区生活予以接纳，并作为精神和感觉真实性的证明，对文化遗产中的各种关系和能动机制予以保留，保护上充分考虑到遗产区域内只有部分地带达到世界遗产标准的情况，也认可缓冲区的必要性。这样，列入申遗范围的兴教寺内三座塔，并非一定要拆除它们周围的寺院建筑，因为兴教寺整体属于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既是一个存活的僧团社区，也是连续的文化建构，同同时已经拥有缓冲区。

然而，这在中国的申遗规划和建设者们那里是无法通过的。他们需要孤零零的三座塔，需要大片的规整绿化，需要在旁边再造一座寺院，这样才能扩大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旅游区域，以实现每年4500万元的旅游收入。为了“实现佛教文化遗存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申遗设计，他们先要将和尚们清除出去，将兴教寺清理干净，以形成“兴教寺塔”这样一个孤零零的遗产景观。

这种围圈文物周边地产的开发工程，被称为“曲江模式”，在西安市内有簇新的仿古旅游地产，在扶风县内有穷极观瞻的冒名“法门寺”。现在，随着申遗推进到了西安市郊的兴教寺，这次不像大唐芙蓉园和冒名“法门寺”那样，在原有文物边上建设，而是直接将一座文物保护单位铲除。

世界遗产意在文化保护，申遗在中国却会变成文化的大拆大建工程。像兴教寺这样的文化被拆迁者，已经完全无法让地方政府倾听其呼告，也不容许其退出将其打包进去的申遗项目。也许应该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申告，让这个委员会了解到申遗在变成一种文化破坏事业，说不定可望阻止那些以获得世界遗产名号为目的的荒谬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