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点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全球不平衡，主要反映为贸易不平衡，在80年代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到本世纪过去10年，主要的反映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在过去十多年内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不仅仅是贸易的顺差和逆差问题，还涉及到产业的兴衰、涉及到就业、税收等一系列问题。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最高的时候达到3000亿，美国的贸易逆差最高是达到9000亿，在比较小的规模上，英国和日本之间也存在这么一个关系，规模小一些，在欧洲内部是德国和其他国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关系。涉及到的问题非常多，主要是涉及到就业和税收的创造怎么支持国内的福利部门。

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体制，我们的货币形成机制，由于贸易创造大量顺差都转化为国家强迫储蓄，成为外汇，通过国家金融的方式来补贴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福利部门，因为福利部门最后是需要支撑的，它的税收不能解决问题的话就要通过发债的方式，刚好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的经济体购买了大量的国债。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东亚其他国家，这就叫做外汇失衡。

第三点是发达国家内部失衡靠外部失衡进行弥补，在过去十多年内这种模式还是比较对称的，但是最后会遇到问题，金融危机爆发了，随之产生了信心方面的问题。

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内部失衡，包括金融危机也好、美国金融危机也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好，都和这么一个内部的制度性因素分不开，所以最后需要进行实体经济的再分配、再调整。但这产生了民主的赤字，相当于本代人关心的是本代人的福利，如果要进行选票投票的话，我一定要使本代人的福利最大化，而成本由下一代人来支撑，下一代人不足以支撑的话，我们就让其他人来支付。这就涉及到我们讲的政治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宪政，有些问题应该是在宪政的范围内，有的问题应该是在选举投票的范围内。比如财政约束，就需要在宪政的范围内。一个经济体可否支撑，不能由当期当选的政治家和选民来决定，否则福利陷阱会越陷越深，福利开支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现在产生转向器锁定的现实，开车的人可能都了解，当你要转向的时候，转向器失灵，就可能会发生车祸。在欧洲社会，工会集团需要很高的福利，比较高的工资，尽量短的工作时间，还有是政府工作人员，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福利是非常高的，甚至在希腊，希腊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女儿生小孩儿的时候，他可以请带薪假，甚至儿子结婚，他也可以请带薪假，这种福利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定要有人买单，政府工作人员、工会和所有福利的受益者的开支非常大，形成了一种不妥协的统一战线，来反对这种开支的削减。昨天德国财政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福利体制采取美国比较严格的福利制度的话，我们马上发生革命，这就是政治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