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孙兴杰/文 斯诺登从一个“揭秘者”变成了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过境区的“落难客”，拉美诸国向斯诺登提出了庇护的邀请，而有些国家则避之不及。斯诺登背后是一个斑驳的反美主义光谱，在伊拉克战争引起的反美主义退潮之后，斯诺登重新将美国置于任世人评说的舞台之上。

委内瑞拉的新总统马杜罗公开向斯诺登提出政治庇护的邀请，他继承了已故总统查韦斯的反美主义的衣钵，将庇护斯诺登提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度。除了委内瑞拉之外，玻利维亚也向斯诺登伸出了橄榄枝，拉美国家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斯诺登的“窘境”，此前斯诺登向20多个国家提出庇护申请，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收他，包括普京也不愿意接下这个烫手山芋，他并不承认斯诺登先生在俄罗斯境内，也不会将斯诺登交给美国，而是暗示作为自由人的斯诺登应该尽快找到“终点”。

在美国向香港发出引渡文件之际，斯诺登便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飞机，而美国则指责香港没有照章办事，而香港则坚持没有收到完备的引渡文件。无论香港还是中国大陆都不愿意因斯诺登与美国撕破脸皮，让斯诺登溜之大吉还是上策。对于中俄等大国而言，斯诺登作为“揭秘者”的身份已经足够了，在中美元首庄园会晤期间，斯诺登的爆料为中国解了围，是美国威胁到了全世界的网络安全。在未来，大国之间就网络安全问题可以进行更加“平等”的商谈，斯诺登功不可没。

与中俄两大国的“淡然”态度相比，欧洲这次比较激动，被自己的盟友监听的感觉肯定不好，更为重要的是，欧盟与美国之间有多项信息分享的协定，斯诺登的爆料让欧洲人有种被戏耍的感觉。2010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对欧洲展开外交攻势，说服欧盟领导人能够让美国情报机构分享欧洲的金融交易数据。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大旗之下，美国可以分享欧洲的金融交易数据和民航乘客的信息。斯诺登的爆料让欧洲人对美国的信任有所怀疑，欧盟民政事务专员马姆斯特罗姆在给美国官员的信中表示，除非美方尊重欧盟的数据安全法律，否则欧盟将被迫终止允许美国分享相关金融和民航空运信息的协议。拜登当年的外交成果可能被斯诺登一洗而空，更为严重的是，欧洲人意识到除了欧洲大国领导人的会谈之外，欧洲企业的技术信息也可能被偷窃，尤其是德国先进的工业技术需要反监听的高墙保护。

斯诺登让欧洲人警觉起来，反美的情绪更像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欧洲国家也不愿意接收斯诺登，连法国这样反美主义情绪比较浓的国家也是如此。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的飞机因被怀疑藏匿斯诺登而被拒绝进入法国领空，此事引起拉美国家的反弹，点燃了反美主义的烈火。若不是莫拉莱斯“受辱”，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国也未必会大张旗鼓地宣称庇护斯诺登。与其说这些国家喜欢或者同情斯诺登，不如说它们更讨厌奥巴马和美国。拉美地区的反美主义情绪主要是一种“羞辱”的心结，因为本来斯诺登与拉美国家没什么太多关系。

与马杜罗的慷慨激昂相比，反美情绪最烈的中东却置身事外，一方面斯诺登所爆料的网络安全问题与中东关系不大，另一方面中东局势震荡，无暇他顾。从地缘政治向网络政治的转型过程中，中东地区或许不再是枢纽，斯诺登引起的风暴完全没有波及到中东。

斯诺登是网络时代的“深喉”，他挑战美国政府的能量源于信息技术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他被困于莫斯科机场则是传统国际政治依然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空气”；他所激起的国际政治效应也折射出这个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