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敬平

一个6岁的孩子，要用自己的名义，跟一个国家签下还政于民的合同，这个乍听之下匪夷所思的事情，真实地发生在1912年2月12日，这个孩子叫溥仪，帝号宣统，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这天早上，北京，紫禁城，懵懵懂懂的溥仪，跟随隆裕太后，来到养心殿，举行最后一次早朝典礼，这一次的典礼与往常不同，面对领着小皇帝坐在金銮宝座上的隆裕太后，大臣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磕头，而是三鞠躬。

与典礼形式之变相对应的，是权力实质之变，在这个最后的早朝典礼上，这对孤儿寡妇要颁布退位诏书，晓谕天下，皇帝要把统治权交付给全体公民。

隆裕皇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光绪皇帝的老婆，溥仪的伯母，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死去，溥仪继承皇位之后，这个40岁的寡妇根据姑妈的遗嘱，抱起3岁的皇帝，走上金銮殿，对重大事件发布命令。

短短三年，就要让溥仪逊位，对隆裕皇后来说，天底下最痛苦的事莫过如此。一想到几百年的大清江山就要葬送在自己手里，隆裕皇后放声痛哭，“祖宗啊，祖宗——”大臣们也跟着哭出声来，有的真哭，有的干嚎。大殿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

悲痛中，隆裕皇后迟迟不肯在早已起草好的退位诏书上盖玉玺。诏书实质上就是一份合同，玉玺实质上就是今天的印章，不盖章不能生效。这份合同是晚清最后一个状元和他的幕僚们起草的，全文三百来字，表达了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退位的背景：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很多省响应革命，纷纷独立，皇室与革命党举行南北和议，前后两个多月，迟迟没有结果，搞得华夏沸腾，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可见，“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

第二层含义是人民的意愿：共和是大多数人民的选择，是人心所向。

第三层含义是太后的态度：既然人民选择共和，我就不能只顾我爱新觉罗这个家族的尊荣，而置人民意愿于不顾。所以，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皇帝要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第四层含义是太后的命令：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历史时刻，请袁世凯全权负责组织临时政府，商讨中华民国统一大计，我和皇上呢，提前退休，做个局外人，悠哉游哉地过几天舒服日子，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以乐见其成的姿态，期待着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你看这诏书，审时度势，深明大义，坦坦荡荡，一幅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架势，怎奈，隆裕皇后和大臣们几度落泪几度哀号，道出了诏书的虚伪，退位的无奈。说到底，如果没有革命党闹事袁世凯逼宫，隆裕皇后怎么舍得结束清朝268年的统治。

眼见隆裕皇后泪洒诏书，迟迟不肯盖玉玺，外交大臣上前劝慰她，事已至此，就请您保重身体，反正优待条件已经定下来了，您就放心退养吧。

这个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就是南北和议时皇室代表和革命军代表谈判后形成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优待皇室条件》，如果说退位诏书是一份“主和同”，“优待条件”就是“从和同”，相当于承诺与保证，只要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就给皇帝和皇室一系列优待条件，像诏书中所说的一辈子享受民国的优待。

说到这里，我插问一句：你说，这隆裕皇后真的理解“共和”国体是什么意思么？

共和，这个词，是中国的，《史记》中有，隆裕皇后可能知道，说的是西周时期国王跑了大臣执政的往事，这是清帝退位前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段没有君主的时期，那时候，两个大臣共同执政，商议着办事。

共和，这个观念，是欧美的，这一点，隆裕皇后可能就不知道了，通俗地说，在欧美，那些不愿意接受君主世袭统治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人，把这个观念发扬光大，变成主权在民的共和制度，说，非经公民选举，任何人不得领导国家。

晚清，认同欧美共和观念的中国人，为了翻译这个观念，就从古老的《史记》中找出“共和”这个词，反对主权在君，要求主权在民。主权在民，就是公民掌握国家权力。公民掌握国家权力，不是皇帝轮流坐，而是公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者产生议会，再通过议会制定宪法和法律，限制国家领导者的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

我猜，隆裕皇后命令清帝退位之时，并不明白共和的本质。那时候，共和的本质是什么，已经不需要她在乎，需要她在乎的，是退位之后的优待条件能否落到实处。

简单地说，所谓优待条件，就是“五个一”：

一个是荣誉，你皇帝退位了，尊号不废，照样喊你“皇帝”，中华民国像对待外国元首那样以礼相待。那些王公贵族，也一样。

一个是工资，退位之后，中华民国每年拨付400万元。

一个是住房，暂住紫禁城，日后搬到颐和园。

一个是祖宗，宗庙和陵园永远供奉，由国家派兵保护。

一个是财产，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族成员的私有财产，国家予以保护。

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待条件，对于劝慰隆裕皇后，似乎没有什么说服力，她没有流露出喜悦之情，也没有表现出安慰之态，还是哭。

为了退位，她已不止哭过一次。

26天之前，还是在养心殿，时年6岁的溥仪看到她，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炕上，用手绢一个劲地抹眼泪，一个又粗又胖的老头子跪在她的面前，满脸泪痕。长大以后，溥仪明白，他们双双哭泣的原因，是这个叫袁世凯的老头子向隆裕皇后直接提出了退位问题。他对她说：“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斑斑可考。”见隆裕皇后受到惊吓，他借机劝她接受优待条件，认为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

要说创举，这知识产权得归袁世凯所有。

革命党武昌起义之后，隆裕皇后期待袁世凯挽狂澜于既倒，岂料，审时度势的袁世凯养敌自重，占领汉阳之后，按兵不动，没有乘胜追击进攻武昌，而是暗示革命党谈判：我帮你们赶走皇帝，你们同意我做大总统。同样审时度势的革命军，同意了袁世凯的条件，并使用成立南京临时政府的“激将法”，迫使袁世凯和清廷早作了断。

如此背景下，袁世凯不能再拖了，他开始逼迫清帝退位，可能是良心愧疚，也可能是担心皇室拼命，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按他所说的，提出“优待条件”，让清帝“光荣退休”。往后，他指使亲信在御前会议上提出清帝退位和优待条件，有个激进的皇室成员会上表示反对，他唆使革命党把他暗杀了。再往后，他唆使群臣密奏隆裕皇后，以法兰西革命绞杀国王的前车之鉴，吓唬没读过法兰西革命史的她。于是，隆裕皇后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跟他讨论优待条件了。

现在，隆裕皇后正式答应了，并在最后一次早朝典礼上颁布退位诏书，而袁世凯，这个曾经誓言决不辜负孤儿寡妇的人，却没有出现在这个历史场景中。为什么？不忍看到这个明知自己有二心却不得不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妇人的眼泪和哭泣么？

那天早上，隆裕皇后不顾劝慰，不停地哭。眼见劝慰没有什么效果，那个事实上忠于袁世凯的外交大臣，好像猛然想起什么，对她说，革命党发来了紧急电文，如果正午之前清帝不能如约退位，他们就收回优待条件。

恐吓果然比劝慰有效。隆裕停止了哭泣，愣了片刻，抬手交出诏书，让人盖上玉玺，昭告天下。

一个终结中国2133年封建帝制的历史时刻，就这样结束了。

回头看，这个历史时刻，充满了悲伤，潦草，无奈，不堪，没有大历史的宏大叙事，没有诏书字面上的谦恭，高调，明理，欢愉，留给后人的，除了几张纸，还有纷繁的评说。

持革命派观念的人说，对比法国大革命中被绞死的路易十六、英国大革命中被绞死的查理一世，清帝以退位换取优待条件的那几张纸，表明辛亥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具有妥协性、不彻底性。

持宪政派观念的人说，清帝退位，对皇室而言，是耻辱的，也是光荣的，那几张昭示天下的纸，是光荣革命的象征性文本，是一份对清廷对革命党都有约束力的建国契约，使得起初模仿法国大革命的辛亥革命，最终以谈判的方式，走了英国革命的道路。

我赞成宪政派的观念，我感动于退位诏书的问世。农历腊月二十五的那个早晨，昭告天下的退位诏书，作为一份具有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告诉全体公民，从此后，这个打了几千年龙旗的国家，要打共和旗，这个走了几千年专制路的帝国，要走宪政路。

百年过后，重温那个早晨的往事，我发现：相对而言，走什么路，比打什么旗重要得多，只要你走宪政路，打君主旗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实质上玩的还是共和。

（本报专栏作家章敬平先生的新书《皇上走了》，最近由三联书店出版发行。本文为该书的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