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谈话”是大国策，是国是论衡，是深度观察，是大势预判。但不清议，不争论。“中国谈话”将打通理论与政策，透过表象，抓住要害。来这里的每一位嘉宾都是特殊的，他们或者贴近决策，或者肩负决策职能。大政方针的源流和博弈，他们娓娓道来，一清二楚。“中国谈话”旨在提供一把钥匙，打开一扇窗户，找到最终答案。
——编者
关于中国经济“拐点”、“换档”的说法已引起高层关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领衔的“中长期发展”课题组给出了“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结论。转换期的宏观政策有什么特点？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速增长之后，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又有什么策略？就此，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刘世锦先生。
刘世锦先生认为，研究“经济起飞”与研究“经济回落”同等重要。中国即将从高速增长期进入中速增长期，这个时间窗口大致在2015年。今后两三年里，宏观面不宜再用“软着陆”、“硬着陆”来理解，而是从一个台阶下到另一个台阶。中国经济将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阶段转换期，稳定增长还需要寻找新的动力。在这一时期，要防止短期因素与长期因素重叠引起的经济快速下滑,因此，宏观政策的基调是托底。中速增长时期，如果以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围绕新增长点进行精耕细作式的改革，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反而会得到更大提升。
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期
经济观察报：六月份以来的钱荒和股市波动，再次引起投资界对宏观政策干预救市的强烈呼吁，同时，一篇《2013年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的长文在网络上被频频转发。你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怎么看？
刘世锦：经济增长中的短期因素要做具体分析。但我感到，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登高望远，从大处着眼，观察我们目前到底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或者说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节点上。
三年前，我们做了一项研究，《“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前西德，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多边购买力平价比较中将不同国家货币转换为统一货币的方法）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达到30%左右甚至更大的水平。
经济观察报：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具有普遍性？
刘世锦：从我们收集的数据看，不是偶然，当然也不能说是普遍规律，我们将之称为“典型化事实”。
完成同样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英美用了上百年，日本用了70年，韩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用了50年左右，而中国（或者中国部分发达地区）用的时间是30多年，这种超高速的增长是一种“挤压式增长”。如果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000国际元，挤压增长的潜力接近尾声，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此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两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
经济观察报：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经历了短暂滑落后迅速回升，到2010年初达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又开始回落，历时超过10个季度，到去年四季度后才企稳反弹，今年上半年又有所回落。如何看待这一轮回落，仅仅是一个短期调整，还是反映了中长期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危机？
刘世锦：首先一个前提，中国经济还是处在增长阶段，但是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我们做了测算，到今年底，中国的人均GDP将会接近1万国际元，非常接近增长速度转折的时点。
总体判断是，2013年到2014年，会处在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期，大概在7%到8%的水平，两三年以后将会稳定在一个中速的水平上。当然这个中速增长到底是多少，将会有一个寻找支撑点的“探底”过程。过去我们估计大概在7%左右，也有可能还要稍微再低一点，比如说6%到7%之间。
这个判断在三年前相信的人不多，质疑的人比较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个问题上共识是在增加的，无论从决策者还是到企业，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这个概念，大家逐步的确立起来了。
从2013年到2015年，基本上会回落到7%左右，到2020年左右会到6%左右，中长期看，大概是这个趋势。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2015年前后，中国经济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回落？
刘世锦：是的，一项预测，仅仅指出趋势是不够的，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给出这种回落可能发生的时间窗口。从2015年左右开始，中国经济将进入另一个增长区间，即中速增长区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上一个时期的10%左右下降到7%左右，下降幅度大约30%，这与我们数据库中的其他追赶型经济体当年的情形大致相当。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关心的一个具体问题是，房地产走势是否也符合你们的预测？还有，其他产业的发展也会在2015年前后出现回落吗？
刘世锦：我们研究中提供了不少长期需求峰值的预测数据，如住宅需求，2012年当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这个峰值出现在2015年，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当然这只是宏观总量层面的预测，各个区域会有所差异；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的密度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消费仍将处于普及期,但将从20%左右的高速增长区间回落至10%-15%的次高增长区间；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年度需求峰值也可能接近历史需求峰值。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这是历史经验和逻辑推论，有没有事实上的支撑？
刘世锦：是的，需要事实来验证。回头看一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的轨迹，已经呈现了一系列明显现象。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资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所在。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角度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
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当前宏观政策的基调是“托底”
经济观察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最新讲话和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均释放出经济稳定增长的信号。当前这段时间，宏观政策的重点是什么呢？
刘世锦：在阶段转换期，我们要避免速度过快增长，也要避免过快回落。避免大起大落，实现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所以我们宏观政策的基调和重点是托底。
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转换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曾出现过大的波动。其理由是，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短周期（存货调整等引起）变化与中长期周期变化相叠加，经常会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倾向于保持政策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等。
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2010年以来，大家的预期很不稳定，有一段时间显得比较悲观，有一段时间特别的乐观，我们平常讲的所谓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最近这样一个转换期会比过去更加突出。
经济观察报：因此，首先要避免大起大落。
刘世锦：是的。从近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
一种是“拼力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其实并不应该把它再推高，推到过去那个高增长的轨道上去。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有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但中长周期实际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
另一种情况是“放任快落”。特别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更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之后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经济观察报：除了大起大落，那就只有一种选择：稳定增长。
刘世锦：事实上，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速度组合。一种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种是速度适中，但稳定性、可持续性较强。几年下来算总账，可能还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较高。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要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这一时期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
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速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会有一个“探底”或“试错”的过程，我前面已经说过，估计将落在6%-7%之间。
经济观察报：但是地方官员恐怕不会这么想。换届之后的一两年往往是追求政绩的投资冲动期，“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项目”，这些思维定势一时难以改变。
刘世锦：当然从地方政府来讲，可能还是有一种“高增长”的思维定势，有些地方的领导同志想30多年高增长，不能到我手里速度下来了。这种思维方式是要变的。现在我们比的并不是增长速度，而是要比转型。
从发展目标来讲，过去我们比较看重GDP，以后更多的是要看重就业。我们过去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现在我们把就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看，所以增长速度的回落，可以说有更大的包容性和可容忍性，我们理解它的合理性所在。可以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增长，譬如服务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等等。
企业也要解决认识问题，有些企业还是源于过去的经验，感觉到目前是一个低谷，现在是扛着，等着，等着下一轮高速增长期的到来。这个想法要调整，现在已经很难再回到9%、10%的高速增长期，你要在6%、7%，甚至更低的增速平台上过日子，而且能赚钱，能盈利，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经济观察报：就目前宏观形势而言，如何“托底”？“底”在哪里？
刘世锦：在目前这个阶段，增长的底限到底在什么地方，从就业，企业效益，金融风险等因素综合考虑的话，目前7%可能是一个增长的底限。短期下滑，如果破了这个底限，应该说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的。
当前，应对短期的快速下滑，最有效的手段可能还是要稳投资。但这个投资要很讲究，我们要转变思路，主要是要稳终端的投资，就是稳民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住宅等等这些相关的投资，而不是制造业的投资，因为我们现在制造业，特别是重化工行业，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这是我们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的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经济观察报：十八大提出，发展为主题，转型为主线。发展还是硬道理。增速放缓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下降？会不会影响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目标？
刘世锦：虽然GDP的增长速度是在逐步回落的，但是年度GDP的新增量实际上相当大，这一年与上一年相比，都是在增长的。所以，虽然GDP的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们所面临的市场，实际上它还是在扩张的。
我们以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律，按规律做事就是正确的。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的发展水平上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
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
第三，今后一些年，为了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居民收入增速将有望超过GDP增速，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有望改善。还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长速度降到7%或更低一点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依然可望如期实现；届时，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按现价美元计算得到的中国经济总量有很大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经济观察报：如果能够转换成功，进入新增长阶段，意味着将开启新的增长空间。尽管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将更为讲究质量和效益，更加适合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刘世锦：是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仍处在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其内涵将发生变化。增长阶段转换，增长速度放缓，将开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新战略机遇期。新增长阶段将会具体体现这种变化。
根据二战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和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实际判断，中速增长期将会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率应该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涉及到两亿多人。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有研究认为，这部分人群解决户籍问题后，其消费将会增长30%左右，相当于6个百分点的农民进城对消费的拉动效应。
产业升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
消费升级。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城市中等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是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预计这一群体的比重到2020年将到达45%。
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以市场机制倒逼结构调整
经济观察报：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刘世锦：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声较高，期待甚多。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技术含量较高，应精耕细作，谋定而后动。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在新一轮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
经济观察报：如何找到具有增长效应的改革突破口？
刘世锦：所谓突破口，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然还要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并有效运转，进而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发掘出来。譬如：以放宽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为突破口，发掘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潜力。铁路、电力、石油、天然气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铁路总公司等负债率已经较高，融资能力受限。应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改革企业体制和投融资机制，引入行业外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新投资者。由此，还可以通过中小企业的繁荣发展培育中低收入群体，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
经济观察报：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重要的增长点，如何以改革来推动城镇化？
刘世锦：城镇化的推进离不开改革。应当以加快土地、户籍、财税体制改革，提高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突破口，稳步而持续地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需求潜力，但这种需求应该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依托于收入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城镇化主要优势在于集聚效应，包括从生产、流通、创新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上的集聚效应，从而产生传统农村经济难以比拟的高生产率。城镇化不仅仅是花钱消费，更重要的是提高生产率和创造财富。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都会集中于发挥集聚优势、提高生产率这个基本问题上。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
刘世锦：是的，城镇化要以城市群为载体，这一点非常重要。
经济观察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提出，用市场机制倒逼经济结构调整紧迫感明显增强。我注意到你最近发表在《求是》杂志的文章《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其中专门论证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的关系。
刘世锦：国内的诸多改革，都是通过对外开放而推动或“倒逼”的。这一条经验今后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以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国际一流大学合作办学，带动国内大学教育体系改革等。
经济结构调整也是这样，怎么调？往哪里调？市场一线的企业家最有发言权。
市场经济体系本质上是由经济活动当事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智慧，通过反复博弈演化而成的。搞清制度设计与自然演进的关系，尊重处在市场经济第一线当事人的首创精神，是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宏观调控的架构和职能，相应的政府机构设置，都离不开顶层设计。而市场体系发育，则需要在政府界定和保护产权、明确市场竞争规则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市场活动参与者的探索和创新。以往不少成功的改革，都是允许地方和基层先闯、先试，有了好的效果，然后提炼上升为全国性政策和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