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缘 即使没有政策的束缚，“一孩家庭”逐渐成为香港人的主流选择。

当香港政务司司长最近在电视上探讨该如何鼓励市民生儿育女时，钟家豪的母亲钟太深有感触。钟太育有两女一子，作为家里最小也是唯一的儿子，年过三十的钟家豪现在仍没有结婚的打算。家豪的两个姐姐则分别只有一个小孩。“一个专注事业已宣布封肚（不再生小孩），另一个家庭条件一般，觉得生第二个负担太重。”钟太说。

上一次她听到政府希望大家多生孩子的呼吁是在2005年，时任特首曾荫权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一个家庭应该生三个孩子，否则人口老龄化很快就到来。

比人口老化更快到来的是“一孩家庭”。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的最新调查显示，每个家庭实际拥有子女平均数为1.24名，为十年来最低。37.5%的受访妇女仅有一名子女，较2007年上升5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一孩家庭”占比首次超越“两孩家庭”，“无孩家庭”占比也由2007年的16%升至23%。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执行总监范莹孙指出，超过一半的受访妇女认为养育小孩“责任太大”、“经济负担重”，很多职业女性都要面对职场和家庭的两难，主动放弃要二胎。

自愿“一孩”

钟太还记得，两个女儿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一条“宝宝不要多，两个就够数”的政府宣传标语街知巷闻。当时恰逢香港人口急速增长，政府担心婴儿潮会令医院、学校等不堪重负，用“喊话”的方式呼吁市民控制生育。

这类标语并没有让钟家人口停止增长，身在传统的潮汕家庭，钟太的任务是生到男孩为止。

时过境迁30年，香港的生育率由1981年的每名女性平均生育1.9个婴儿，下降到2012年的1.3个。这个数字其实已让很多人都松口气，在经济不景气、又遭遇SARS封城的2003年，生育率只有0.9。

钟太说，虽然她希望子孙满堂，但也理解两个女儿都只生一个的决定。“多一个孩子多一碗粥”的廉价育儿方式难以复制，现在的生育成本涵盖衣食住行和教育，总账算下来高得令人惊讶。

2006年，香港风帆运动员、奥运冠军李丽珊在银行广告中讲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要400万港币。“400万只是保守估计！”钟太说。她给经济观察报记者算了一笔粗账：外孙女现在读书一个月学费超过5000港币，加上杂费每年要8万港币；专门请了个保姆每年约5万港币；衣食交通费、兴趣班每年也要花费四五万港币。以上三项加起来每年成本约18万港币，养到20岁便是360万港币。这还没计入为了外孙女改善住房和买车的花费。

在平均家庭居住面积只有55平方米的香港，高企的楼价让改善住房也成了奢望。据美联地产统计的2013年10月楼价数据，香港每平方米楼价约为7.8万港币，折合6.2万元人民币。

最让钟太担心的仍是不愿意结婚的儿子钟家豪。家豪和女友都在银行工作，收入颇丰，但仍觉得结婚生子花费太高。注重优质教育的新一代父母又不肯廉价育儿，一定要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参加最热门的补习班。

钟家豪的处境并不孤单。花旗银行今年采访了1000名30至40岁的香港人，53%的未婚受访者认为结婚成本太高，将会延迟结婚，换取时间储钱买楼。45%的受访人士则指养育成本太高，决定延迟生育或不要二胎。接受采访的人月薪都在2万至5万港币之间，可以说是中产。

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12年香港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是29岁，男性则为31岁。首次生育年龄中位数则为30.5岁，这个数据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25岁。“即使政府不应干预个人的生育决定，我们应营造有利环境，尽量让市民实现成家立室及生儿育女的愿望。”香港“二把手”、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人口政策咨询文件中指出。

一般而言，生育率的最优水平是2，即一对夫妇应生2个小孩。当生育率长期低于2时，人口指数会递减，只有当每个家庭子女数目超过两个，社会才能实现人口增长。换句话说，生育率低和人口老化是同一条藤蔓上的葡萄，而这枚苦涩的果实，正加速落在香港人碗中。

老龄化无法回避

早在十年前，香港政府已将人口老龄化问题摆上台面讨论。

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研究小组委员会主席叶兆辉教授回忆道，2003年时人口问题更多是在政府内部讨论，在社会上未引起关注，讨论完毕后也没有具体的政策出台。“坦率讲，当时人口老化问题的迫切性没现在这么强。”叶兆辉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十年后再看，港府承认香港人口老化的速度比早前预期的更快。到2041年，香港人口中差不多每三个人便有一个年届65岁或以上。而男性出生时预期寿命将延长至84岁，女性更长寿，预计为91岁。

预期寿命延长加上出生率低，令社会抚养比率增加一倍。现时每1000名适龄工作人士支持355名受供养人士，预计到2041年，这个数字将增至每1000人供养712人。

叶兆辉警告说，若生育率持续偏低，人口结构的恶化无可逆转，衍生的社会问题最终只会再抛回给政府。“这次人口咨询目的是向市民发出警告。”身兼人口政策督导委员会委员的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雷鼎鸣表示。他补充说，人口老化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可以很准确地预测，二是矫正需要很长的时间。

香港政府此次发表人口政策咨询文件，广泛听取公众意见，为修改政策和政府财政预算做准备。比如，以前60岁便退休，但现代人体质增强，寿命延长，可否延长退休年龄？雷鼎鸣表示这个问题牵涉范围太广，且触动很多利益，需要立法解决，大面积、长时间的咨询沟通很必要。

相比延迟退休年龄，比较容易推行的是用财政手段鼓励生育的政策，即咨询报告提到的创造“家庭友善”型的社会工作环境。具体的建议包括，提供直接补助或津贴、协助支付与怀孕有关的开支、使市民更易使用生殖科技医疗、托儿服务、弹性工作时间等等。钟太说，现时香港的法定带薪产假只有10周，分娩前休4周产后休6周，相当于刚坐完月子便要准备工作，“女儿说太辛苦，都不愿意再生。”

人口逾500万，同样是微型国际都市的新加坡近年和香港几乎是全方面“贴身肉搏”。面临同样的人口老化和不愿生育的难题，新加坡政府意图用钱来解决：每生育一个孩子，最多可以得到政府6000新加坡元的特惠金，相当于3万元人民币。今年更推出针对有孩家庭的新政策，让育有孩子的夫妇在购买政府经济适用房时有优先权。此外，新加坡可以给父亲放一周的带薪陪产假，孩子7岁前家长每年可享有6天的带薪育儿事假。

香港在生育财务激励上仍是空白，政府最新的回应指出生育福利会动用大量财政资源、增加企业营运成本，若激励对鼓励妇女生育成效不彰，恐是弊大于利。

市民为自保不愿意生育，政府推行生育激励有层层阻碍，以往在香港鲜见的“一孩家庭”，正成为主流。

中原地产创办人、传媒老板施永青说，养老的担子终有一天会落在现在这些“一孩”上面。就好像内地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困境：一对夫妇要供养四位老人，再去抚育自己的小孩就很吃力。有感于社会气氛变差和负担加重，他身边有些朋友已移民国外。

（应采访对象要求，钟家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