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赵瑜/文 《金瓶梅》在民间的流传度不高，和道德高压有关系。中国近年来对道德的培育方式，仍然是拔高式地树立榜样的做法。也正是道德的高压策略，导致如《金瓶梅》一类的文学作品处于禁闭状态，原由简单粗暴：怕人学坏。《金瓶梅》的传播半径的窄狭，导致了一批解读《金瓶梅》的书在市场上热销。解读的书籍可以删节控制，所以相比较《金瓶梅》原著，不会造成情色上的污染。

小说家格非熟读《金瓶梅》原著多年，有许多如同秘密的心得，保密多年，终有协议到期的时候。如今格非没有忍住，写了一本阅读《金瓶梅》的札记，名字就叫作《雪隐鹭鸶》。

格非的身份决定了他的阅读趣味。好玩的是，在阅读《金瓶梅》的时候，格非有两种甚至是三种身份，一种是他最为擅长的身份，小说家；再一种是他的学者身份；最后一个是猎奇的普通读者身份。

翻开这册《雪隐鹭鸶》，小说家的阅读习惯扑面而来。猜测，甚至误读，是小说家常做的事情。一旦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看法的论据，便更加确证自己的想法。比如有关《金瓶梅》书的注解，格非便不同意传统认知上以三个女人的名字为题。而是更倾向于认同“插在金瓶中的梅花”。

因为小说的表达必然有明暗两条线索，所以作为小说家的格非，轻易地将隐在《金瓶梅》中的一明一暗两条线索抽丝般剥落了出来。《金瓶梅》明线写的是礼法世界，不论是西门庆在官场上和商场上的迎来送往，还是家庭生活中女人间的争风吃醋，都有着严明的法度和纲纪。它的暗线是用明线里所描述的法礼的周全，来讽刺一个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荒唐世界。《金瓶梅》这样反讽式的写作，一直被后来的写作者所效仿。

作为小说家的格非，在《金瓶梅》里还发现两个小说叙述技巧的段落。首先是应伯爵的死，在《雪隐鹭鸶》一书里，格非这样评价《金瓶梅》作者的高明：“依我之见，《金瓶梅》中写恶之死写得最好的，既不是潘金莲也不是西门庆，而是‘谐谑之主’应伯爵的死亡。”

应伯爵在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明，既圆通机变，又深藏不露。每一次出场，他能说会道且幽默过人，总是压制着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会抢戏的龙套演员。格非写道：“此人之重要，几乎可以说，少了他，《金瓶梅》即无法成立。”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的死，《金瓶梅》作者是如何写的？让人惊讶的是，一笔带过：“春梅又嫌应伯爵死了，在大爷手内聘嫁，没甚陪送，也不成”。如何会出现这样一句呢，是在《金瓶梅》九十七回，西门庆死后另嫁的春梅要为陈敬济找个媳妇，说来说去的，竟然介绍了应伯爵的二女儿给陈敬济。这才有了这样一句。就这一句，小说里一个重要人物的命运划上了句号。这简直是小说写作的神来之笔。作为小说家的格非自然是十分喜欢的。

与这个细节相近的还有，春梅由薛嫂买进西门庆家里和卖出西门庆家里，卖出的时候，因为是十六两银子买进的，吴月娘仍要十六两银子，让中间人薛嫂很是不快，她的原话是这样的：“还要旧时原价，就是清水，这碗里倾倒那碗内，也抛撒些儿。”这真是一个出口成诗的尖刻女文青的范儿。不说这个，春梅进西门府里的时候，完全没有正面写，而是薛嫂在介绍孟玉楼嫁进府里的时候，顺便说了一句，是去年买春梅时，西门庆答应给她几匹大布，却一直没有给，这次若是成了，就一并给了。春梅就是这样在小说里嫁给了西门庆。这简直又是一个小说叙述的飞白之美。

在《雪隐鹭鸶》这本书里，格非所依赖的更多的是学者的目光。

除了对《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点的考证以外，格非还对《金瓶梅》成书时的明朝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法律进行了文本考查。比如像这样的标题《西门庆是“经济型”的人格》，又比如小说中的金钱崇拜问题，都是对《金瓶梅》所涉及的经济学进行梳理和考证。

礼法是《金瓶梅》处处所展示的主题之一，所以，在礼法上，格非也有自己的阅读心得。他这样写道：“《金瓶梅》的主旨之一，在于揭露礼法的废弛、混乱与衰颓。但它并未直接描写礼之不存、法之缺失，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铺叙礼法的崇隆和森严。作者通过礼之伪善、法之矫饰，来揭示世态之乱象丛生、人情之凉薄险诡、道德之颓朽衰败。”

格非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属于阳明学派，但是小说中又大量涉及了佛道的一些善恶观念。所以从学术讨论的范畴来分析，《金瓶梅》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并不单纯。

格非在书写中举例了阳明学派的“花间草”的公案，来说明王阳明关于“无善无恶”这一哲学立论的微妙处。大意是这样的，王阳明的学生薛侃在花间除草，发了一句感慨，说，为何天地之间善难培养，而恶难以除去。王阳明就说，你错了，“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以则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

薛侃觉得老师讲的和佛家讲的无善无恶是一样的。王阳明则辨别说，佛家讲无善无恶便一切也不管，而圣人讲无善无恶，是特指没有作善没有作恶。薛侃反问，草既然不恶，那就可以不除去了。王阳明说，这就是佛道的意见了。而圣人的意见是，既然有碍，也是可以除去的。一下子，薛侃便被老师说糊涂了，不知该如何理解是好。

格非引用这样一个公案来说明，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条理清楚。是非明确是需要引领，开悟，甚至模糊对待的。这正是《金瓶梅》中关于性事、伦理和逻辑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地方。可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纲纪分明，二元对立的逻辑何其垄断视听。但是，一部《金瓶梅》便改写了这样简单鲁莽的判断方法。

作为小说家的格非先生，关心《金瓶梅》的叙述技巧。作为学者的格非，关心《金瓶梅》里的礼法以及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而作为普通读者的格非先生，还深入研读了《金瓶梅》里的情事和性事。也有相当深刻的梳理和心得。

作家的阅读，本身就不是一个普通读者的翻阅，而是一个非普通读者细致琢磨的过程。《雪隐鹭鸶》，鹭鸶并没有消失，只是被雪隐藏了。《金瓶梅》是一册去道德化的写作，但是道德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了。

格非的这册书，写尽了《金瓶梅》隐藏的鹭鸶，翻开来，几乎能听到鸟儿在雪地里展翅飞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