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日，由国际绿色经济协会、绿道资本、经济观察报、新金融家联盟联合主办的绿色经济论坛暨第五届新金融大讲堂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圆满落幕。作为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京交会）平行论坛之一，本届论坛借助京交会庞大影响力，通过“共生共荣 共享共融”的主题分享，推动基于绿色发展要素的全球化服务贸易合作。

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蓝虹女士带来题为《中国和世界的绿色金融》的主题演讲，在此次演讲中蓝虹女士分享了绿色金融在中国和在世界的发展方向，她还提到“绿色金融本身是全球的概念，它来源于绿色的属性，因为生态环保问题就具有全球属性，比如气候变化，所以绿色金融一定是需要全球化和国际化”。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已经从事绿色金融研究与实践17年，这17年我看到绿色金融在中国和在世界的发展，从最初的萌芽阶段走向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我几乎是见证了它的整个发展。记得最初在2005年开始到联合国环境署做绿色金融的时候，当时被派回中国来进行绿色金融的对接，那时候绿色金融叫可持续金融，但是在当时可持续金融，在金融界的概念是指金融自身的可持续性，与绿色还没有太多的相关性，当时很多金融界人士还很困惑，金融和环境为什么会联系在一起？但是随着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现在看到金融界越来越重视绿色重视环保重视生态环境因素对其带来的影响。绿色金融本身是全球的概念，它来源于绿色的属性，因为生态环保问题就具有全球属性，比如气候变化，所以，绿色金融一定是需要全球化和国际化。

在全球为什么要做绿色金融？它最初的起源是哪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开始显现，人们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始关注人类到底可以生存多久？我们的自然资源、我们的生态资源，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是怎样让人类可能在未来的生存中，在地球的生存中举步维艰，这种情况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署。最初关注的领域是环境科学，如何运用环境科学的手段去推动整个的绿色发展，去搞清楚污染和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原理到底是什么。但经过大约十年的探索，人们发现，生态环境危机并不是仅仅靠环境科学可以解决的，如果要解决大气、水、土壤各种污染问题必须要有环境工程，来进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大气污染的治理，二氧化硫的脱硫脱销和各种土壤污染的治理等等大型工程建设。

后来发现，仅仅末端治理，我们还是比较被动的。当我们把污水处理了以后，它的污染物形成了污泥，污泥再埋到土壤里面。土壤污染又通过焚烧或者淋洗，或者进入水体，或者进入大气。大气污染怎么办？一般采取的是沉降法，通过沉降的方式把它降到水体和土壤。当我们用环境工程去解决每一轮环境问题的时候，好像又带来了新一轮的环境问题。

人类在地球上到底怎么才能够解决发展和生存问题？这时候开始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环境经济政策的需求。人们意识到，不能仅仅末端治理，必须要在前端去控制人们的行为。当环境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之后，人们又发现，所有的环境经济政策都需要监管，怎么样去监管人们的行为呢？污染真的只是企业的责任吗？这时出现了拉夫运河事件。人们发现，在所有的污染背后都站着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如果所有的污染企业、所有的热带雨林砍伐等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工程，如果背后没有银行的支撑，这些灰色的、黑色的项目是没有办法顺利执行的。于是，人们开始把污染者付费进行拓展，污染者仅仅是企业吗？当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钱投放到污染的黑色项目中，没有拿到利润吗？所获得的这些利润叫什么？叫做污染红利，既然享受了污染红利，就必须要付出代价。于是在整个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里进行了改革、进行了创新，这叫做环境金融法的创新，以“超级基金法”为代表。超级基金法规定，如果发生了污染事故，背后的金融机构要和企业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承受法律的惩罚。当这些法律的惩罚让金融机构真正的丧失了钱、声誉、导致股价下跌的时候，痛彻心肺的痛感让金融机构从心里感受到环境的重要性，从而自动的把整个环境的因素纳入到金融机构核心的业务范畴中。

“超级基金法”导致了很多保险公司倒闭，很多的银行比如说马里兰银行等等都受到了重创。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整个绿色金融开始轰轰烈烈的推进。在这场运动中，最初联合国环境署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到后期真正在推动的恰恰是银行是金融机构自己，因为金融机构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资金并希望拓展新的业务空间。每年有全球赤道银行交流。赤道银行是执行赤道原则的，绿色金融已经进入其核心业务范畴，不管是绿色金融的风险分析，还是绿色金融的业务机遇，都是进入到银行的核心业务。

全球轰轰烈烈绿色金融的发展，最终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到现在，中国已经在引领全球的绿色金融发展了。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人民大学是在中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2014年人民大学接受了国际环境与发展合作委员会委托的绿色金融改革与绿色经济转型的课题。当时的课题组的组长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长陈雨露校长。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把这个课题做出来，提交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那里。这个报告对2014到2020年，以及2021到2030年的融资需求进行了核算，根据我们的测算，2014-2030年间，“低方案”、“中方案”和“高方案”下的中国绿色融资需求分别为40.3万亿元、70.1万亿元和123.4万亿元。如此巨大的融资需求，资金的缺口却是非常大的。根据课题组的核算，2013年实现环境无退化水平的绿色金融资金需求是3.7万亿元，但2013年实际的绿色投资额（包括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仅为0.9万亿元，资金缺口高达2.8万亿元。整个国家都在做绿色发展、绿色转型，但银行投入的钱到底在绿色产业和绿色转型里占比有多少呢？有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金融是现代的核心，如果金融不实现转型、如果金融不全面的转化为绿色金融、如果金融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到的都还是传统产业里，整个国家的绿色转型靠什么去完成？在这种情况下，这样一些震撼的数据，终于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必须要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2016年8月31日，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2015年向国务院提交的那份报告。由于时间关系，对这份报告具体内容不做阐述了。2016年是绿色金融迅猛发展的一年，9月央行发布了《G20绿色金融报告》，2016年6月末绿色信贷余额达到7.26万亿元，但7.26万亿元绿色信贷在总贷款只占了9%，整体占比还是太少。2016年是绿色债券的发展元年，两个关键的绿色金融部门：人民银行在2015年12月22日、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12月31日分别发布了关于绿债指导性关键文件。从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债方面分别去推进。中国绿色债券的发行在2016年迅速增长，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人民币2380亿元，占全球发行规模的39%。2016年碳金融也在全力的推进，为了促进低碳转型，我国建立了7个试点的碳交易市场。全年碳交易额超过10亿元。截止2016年末，中国碳市场累计交易额超过25亿元。

2016年绿色金融主要在供给端发力，2017年绿色金融形成了三大亮点：第一个亮点是绿色金融地方试点。什么是绿色金融？就是指导或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绿色发展的金融体系，但是怎么去考核绿色金融真的是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呢？就像2016年轰轰烈烈的绿色金融改革，我们看到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供给端的绿色金融在轰轰烈烈推进，但需求端的绿色项目还是没有钱，为什么？这是因为在整个绿色资金和绿色项目对接中出了问题。绿色金融所面对的绿色项目，它和常规性的项目是不一样的，生态环保的项目原来来源于财政的供给，但是随着全球公共事业民营化的浪潮、随着全球绿色化的推进、随着环保的全球化、随着整个生态环保的深入，原来仅仅靠财政来承担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时候必须获得金融的支持。

公共物品怎么可以获得金融的支持呢？但实际上科斯灯塔已经阐诉了如何将公共物品通过特殊的定价机制转化为民营物品。记得在2002年我刚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时候，那个时候污水处理厂在中国还是属于公共物品，仍然是事业单位，仍然是由财政供给的。但从2002年到2019年，整整的十七年的时间，整个污水处理完全实现了市场转型，污水处理已经成为绿色金融板块中利好最大的一块。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谁敢说污水处理板块不赚钱呢？目前中国的污水处理板块在生活污水这一块，利润达到了15%左右；工业污水板块利润达到了20%左右。同时，中国污水处理企业例如北京首创，他们甚至挺进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承接污水处理行业。

可见，短短的十几年时间，整个的生态环保事业正在逐渐的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但是这个转型需要对绿色项目进行设计。一个公共物品它不会自动的转化为市场的产品，一定要有设计的。在绿色金融的环节里，很重要的是绿色金融的设计技术。如何将绿色项目设计为可以让金融机构感兴趣的、收入回报比较好的项目？这就是绿色金融中很容易被忽视的重要环节。

在世界银行有一大批专家，既来自于环保又来自于金融，一般要求必须必须接受双重的教育。既有环保的教育经历，又有金融教育经历来进行这样的设计。我们知道金融的工具和手段有很多，但是只有将绿色项目设计为可以与金融对接的项目，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和手段就可以发挥作用。这样的设计，包括如何让绿色项目的回报达到金融最基本的要求，如何让它的风险控制在金融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些设计包括技术的选择，包括如何在资金流方面设计，如何跟财政联动的设计。比如跟财政联动的设计，例如很多生物质发电项目，如果全流程都交给市场，收益会小于成本。现在的设计基本上采用的是前端的生物质原料的收集，例如厨余垃圾的收集系统都是由政府的财政来承担，但是后端的运营厨余垃圾转化为沼气、替换天然气的过程，由市场来承担。绿色项目的设计，是促进整个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环节。

2017年很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是五个试验区绿色金融试点，贵州省贵安新区，它是全国绿色金融第一批试验区。我现在不仅是人民大学教授，同时也在贵安新区挂职，担任贵安新区绿色金融管委会主任。我们做了一系列的绿色金融如何与生态文明建设去挂钩的实际尝试，例如运用绿色资产证券化支持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被列为中央财经办公领导小组金融支持清洁供暖的试点项目。

看北京是怎么供暖的。北京原来的供暖是烧煤，现在分户式的烧天然气。煤和天然气其实都是化石能源。而我们用绿色金融支持的多能互补式清洁能源采取什么模式呢？我们最大采取的是水能。不知道大家冬天有没有把手放到超过3米的水里面去？如果水深超过3米，当你把手放到水里去会发现冬天很温暖，夏天很凉。一般超过3米的水体，水温是恒温在16度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16度的水抽取出来，用水能热泵，同时在屋顶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板，太阳能带动水能热泵，16度的水在冬天加热到45度。所有的小区墙壁夹层都安装了水管，将45度的水在各个房间里循环流动，达到了供暖的效果。当它循环流动完了以后，这个水又重新排回到河流里，是完全循环的、无污染的供暖，同时夏天还可以制冷。

制冷的方式主要是让水能热泵反向带动，光伏的发电，把16度的水降温到7度，用7度的水，在安装在墙壁夹层的水管在各个房间办公室、酒店、公寓里流动，因此，房屋是非常凉爽的。流动完了这个水并没有消失，它是一个可循环的，它重新又打回到河流里。光伏没有消耗任何的资源，水是循环利用，零排放、零污染、零消耗、零噪音。这样的绿色技术，这样的公共物品它是不是没有收益呢？如果是用煤、用电，在贵阳每平米办公室是8块钱，但用我们的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只需要5块钱；如果用煤、用电整个的供暖在贵阳3个月是3600块钱，而我们采用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4个月供暖、4个月制冷是4000块钱，保证一整年的恒温在24度左右。

但这个项目的融资也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很显然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这样的重资产投资会影响企业的报表，让企业的负债率增加，使企业不敢投很多。但是我们设计了十座分布式能源站，需要十几亿的巨额投资。但企业如果一下增加十几亿的负债，它马上就承受不了，报表是要公开的，报表会很难看。用绿色资产证券化去支持它，绿色资产证券化最重要的特征是表外融资。我们把所有的分布式能源，作为独立的资产、未来的收益，去把它隔离，哪怕公司未来破产也不能动这笔收益。但同时不管投多少钱，和公司的负债都没有关系，都不会进入公司的负债表，这时公司去投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积极性马上就提高起来了，它马上招兵买马，成立了专门的多能互补式能源公司。我们用绿色金融不仅支持在贵安新区建10座多能互补分布式能源站，同时利用绿色金融支持其向全省甚至是向全国推广。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绿色金融是怎么样和绿色项目结合，把绿色项目培养成龙头产业，把它培养成为一个盈利的、绿色经济发展的支柱。

我刚去贵安新区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一家绿色金融机构。2018年我们引进了22家绿色金融机构。在2018年这一年里，我们投入了200多亿绿色资金，支持了大量绿色项目。同时给国家上交1.7亿绿色金融税收。地方试点显示的是绿色金融它不仅是概念，绿色金融已经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绿色金融产业。要说明的是这1.7个亿的税仅仅是绿色金融的税收，不包含绿色的资金投入进去以后，带动了整个绿色产业发展的税收。如果这样算下来，税收会更多一些。

2017年第二大亮点是绿色信贷有了巨大的推动。人民银行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7年4季度）》中披露，人民银行在开展2017年第三季度宏观审慎评估（MPA）时，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评估指标，纳入“信贷政策执行情况”项下进行评估。报告中还指出，从2018年起将优先接受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贷款、绿色贷款，作为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和常备借贷便利的担保品。这份报告的发布释放了货币政策支持绿色信贷发展的强烈信号，预示着实质性的激励措施将加快出台，这在绿色信贷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考虑到2017年我国绿色信贷贷款余额占全国各类绿色融资余额的95%以上，这项政策对绿色金融的推进意义就更为深远。

2017年第三大亮点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继续蓬勃发展。2017年，中国约占同期全球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的22%，符合国际绿色定义的中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中国境外发行的绿色债券达到442亿元，较2016年有大幅增长，增长70%。

绿债的全国和全球发行，特别是跨境绿色债券发行，可以让有较多绿色资金的国家向有较多绿色项目的国家进行投资，从而降低全球的绿色项目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绿色项目资金的可获得性。目前，中国与伦敦已经签署了合作协议，中国将定期在伦敦发行绿色金融债，因为伦敦是国际金融城，意味着中国通过伦敦金融城向全球的投资者发行债券，为中国的绿色项目融资。

2018年，绿色信贷制度创新有了新的突破。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8]10号），自3月起实施。通知要求，金融机构在自评估具备数据质量管理机制或数据准确可靠的基础上按季度提交报数申请，经人民银行确认后按要求报送绿色贷款专项统计数据。引导金融机构加强绿色信贷基础统计能力。2018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简称《方案》）。该《方案》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基础参照。

2018年，中国绿色债券市场持续稳定增长。共发行贴标绿色债券144只，发行金额2676亿元人民币。占全球绿债发行的18%，排名第二。金融机构仍是最主要的发行人。共有31家银行发行38只贴标绿色债券，总计发行金额为1289.2亿元，占比62.36%。募集资金投向领域广泛。交通和能源绿债仍是两大主题，投向低碳交通的募集资金占发行总额的33％，能源占比28%。此外，绿债建筑主题增速较快。

2018 年，七省市二级市场线上线下共成交碳配额现货接近 7,748 万吨，较 2017 年交易总量增长约 14.96%；交易额约 16.41 亿元，较 2017 年增长约 38.95%。2018交易年度，中碳市值指数走势相对平稳，基本维持在500点至800点区间震荡，全年最高点为784.68点，最低点为522.88点，显示2018年试点碳市场的配额价格已经止跌趋稳。

2018年以来，在绿金委和伦敦金融城的组织指导下，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得到大力推动。中英双方先后于北京和伦敦举行了五次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会议，与会的试点机构代表和相关国际组织、智库的专家就环境信息披露的意义、目标、方法和时间表等进行了探讨并达成共识，中英环境金融机构信息披露试点机构共同确定“中英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方案”。工商银行作为中方试点牵头机构，先后组织中方试点金融机构开展三次研讨，在深入分析国际环境信息披露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中国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工作方案》，研究构建了《中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目标框架》，明确了建议披露的定性信息和定量指标；推动各试点单位依据行动计划和目标框架，开展各自的环境信息披露工作。

11月30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强化对投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共确定了七大原则：一是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二是充分了解“环境-社会-治理” 风险原则，三是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四是加强与利益相关方沟通，五是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工具原则，六是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原则，七是通过多方合作进行能力建设的原则。12月4日，在波兰卡托维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绿金委与欧洲投资银行发布了《探寻绿色金融的共同语言》第二版白皮书，回顾和分析了过去一年间中国与欧洲各自推动绿色金融和绿色金融标准化工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应在中欧绿色债券标准之间建立较为清晰的标准比对和转换机制，为市场提供便利，降低成本。

人民大学绿色金融团队对2019年绿色金融需求进行了预测。2019年绿色金融总需求量是2.5万亿，主要集中于可持续能源7756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6169亿，绿色建筑、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品5556亿。

从绿色金融供需资金总量分析，随着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和目标的提升，对绿色金融的需求不断增长。2018年，绿色金融资金总需求为2.1万亿，其中资金需求最大的板块是可持续能源，为6976亿。但2018年，绿色金融总供给为1.3万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为0.8万亿，可持续能源金融资金总供给为2586亿，资金缺口为4380亿。

可见，虽然2018年我国绿色金融在供需两端共同发力下，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绿色金融资金的总供给仍然严重不足，急需继续推进绿色金融供给端改革。

不管是从中国还是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创新中，我们始终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些困境，又始终面临着非常大的创新机遇。但是从绿色金融的试点、从绿色金融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绿色金融一定是金融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的口号是绿化所有的金融机构，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可以在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的人类生存、为绿色的地球来发挥它的核心作用，这就是中国和世界的绿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