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程璐洋 “你为什么选择附中？”

在北京师大附中的校园里随机采访，“好朋友来了”“附中很好啊”“推优来的”……是学生们给出的回答。

“因为Further”，这是附中高一学生樊越的答案，“就算我的目标是更好的学校，有更多选择，我一定还会来到北师大附，就是因为Further”。

樊越所说的Further，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刊《附中人Further》杂志。这座118年老校的校刊，有着堪称辉煌的历史，毛泽东曾在1950年亲笔题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刊”。

相比辉煌的历史，现在的《附中人Further》更广为人知的标签是“一本最酷的中学生杂志”，这是《三联生活周刊》在2016年对其报道时的标题。在此之后，这本校园杂志凭借“好得不像校园杂志”的呈现，引起了广泛关注：最新期纸刊销量累计突破2500本，销售到全国80多个城市，视频播放量达26.6万，被《第一财经周刊》报道，受魅族邀请拍摄了一支广告。

“最酷的中学生杂志”，该校团委主管校刊的指导老师张明瑶，在高一新生们报到当天也是这样介绍《附中人Further》杂志，樊越记得，张老师的下一句是，最酷的也是最苦的。

人生又一春

终于迎来了人生又一春，2004年出生，今年15岁的高一学生樊越，这样形容加入校刊编辑部对她的意义。

入学报到第一天，听张明瑶老师介绍了团委、学生会、《附中人Further》和模拟联合国协会等师大附中的重要学生组织后，樊越下定决心要加入校刊。坚持审美，对文史感兴趣，爱写作的樊越，对“为什么要加入校刊”的回答也很文艺青年：不登高岭，不肯萎谢。

为了通过编辑部的选拔，樊越提前一周开始准备。找了解校刊的老师和同学取经，找来《GQ》和《人物》等杂志的特稿报道阅读，她甚至还背了一篇关于“什么是非虚构”的论述。

但樊越对自己能否通过考核还是没有把握。所有报名的同学被拉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很多都是文科实验班和钱学森班的同学，看着这些来自师大附中成绩最好班级的竞争者，樊越很慌。“肯定有压力，我觉得是去划水的。光从成绩看，可能进不去，因为学习成绩至少能反映部分个人能力。”樊越说。

看到笔试卷子的那一刻，樊越懵了。第一题“上海和北京垃圾分类的命名方式哪个更好”，她就不知道答什么，但周围的同学们都奋笔疾书。答题的时候啥也不记得了，樊越说，最后一道“什么是非虚构写作”的论述题，她在1/3张A4纸上只写了一句话：用客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剖面。

笔试结束，樊越几乎是最晚离开的。“当时我还讨好高二的编辑总监张安宁，给她发微信：放学挺晚的，学姐路上小心”，樊越笑称这是小学妹对小学姐的“虚假关怀”，“好卑微”，因为当时就想跟张安宁混得熟一点。“我说求你了，看看我，注意到我。”

笔试名单出来，樊越守在手机前不断点亮屏幕，在十多人的录取名单里第四五个名字的位置看到了自己，她兴奋地扔出手机砸到地上，摔碎了钢化膜。

笔试通过后的一对一面试，樊越告诉张安宁：“就算我的目标是更好的学校，有更多选择余地，我一定还会来到北师大附，就是因为Further。”张安宁点了点头，说“嗯，前途无量”，樊越回忆。

被认可了。在中考滑铁卢，经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后，樊越认为通过编辑部的考核是对自己能力的认可。她曾问过身边的同学想不想进Further，同学说不敢进。“有些人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试了没有成功，我有勇气试了，我成功了”。

樊越不知道的是，张安宁并不认为被“卑微地讨好了”。相反，张安宁并不喜欢因为她是学姐而客气的同学，她觉得樊越很大方，不怯场。

别拿我当小孩

对樊越说出“前途无量”的张安宁2003年出生，读高二，现在已是校刊编辑部的副主编。她的初高中生活都是在附中度过的。“我觉得附中就像我的第二个家”，张安宁告诉经济观察报，“我能说这里不好，但别人不能。”

对附中感情很深的张安宁，对待校刊的工作也有着自己的坚持。在她上高一时，校刊为第50期杂志内容策划了向《新青年》杂志致敬的五十问。通过问卷收集和编辑部讨论，确定了第一版50个问题。

“我特别喜欢第一版问题。”张安宁解释，一开始的问题分两部分：一个是“新青年问”，一个是“问新青年”。

“比如我作为00后，不懂老年人为什么要去跳广场舞；或者什么时候开始网络充斥他们的生活，比如看短视频，这能带给他们什么？而问新青年部分，有一个问题是：当网红有什么意义？可能像校长或者比他们更大一辈的人，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当代的孩子都特别喜欢去当网红——这种看起来轻松又光鲜亮丽的工作。”

张安宁认为，这些问题很能代表两个时代。“可能是长辈对当代年轻人的一些误解或不理解，当然我们对他们也有误解和不理解，所以想通过这两个部分的问题，不能说消除误解，至少能让大家互相了解，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

但这个版本的问题没有通过，需要修改。于是在一次午饭时间，张安宁和其他三位校刊负责人，与张明瑶老师约在食堂边吃饭边商量解决方案。

“当时有个关于流行语的问题，张老师说让我们找一位附中毕业研究语言学的校友解释下流行语的成因，我觉得这样特别没有意思，就问她，那还不如在杂志上放个二维码或者链接，让同学们自己直接跳转去看论文呢。”张安宁描述当时的场景，“反正有时候她说的对，有时候我们说的对”。

哪些问题是张老师说的对呢？“我不记得了，毕竟谁会记得自己没说好的时候呢，对吧。”张安宁笑着眨了眨眼睛。

其实，张安宁也承认，自己心里明白第一版问题不可能完全不修改就通过，“但别把我们当小孩儿，要相信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由奢入俭难

与还在附中校园里的樊越和张安宁不同，2001年出生的高浩原现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读大二，和母校附中隔着13小时的时差。

但校刊带给他的影响，并没有时差。

选择就读AP班，高中毕业后直接申请国外大学的高浩原，和参加国内高考的同学们节奏完全不同。高二准备好申请资料后，在高考生们最紧张的高三，高浩原基本没有学习上的重任。这一年，他在校刊上投入了大把时间与精力，也成为新一届师弟妹们《杂志编辑与制作》选修课的老师。

第49期《附中人Further》杂志，高浩原的名字一共出现了8次，分别在不同稿件和内容中负责过采访、编辑和摄影等工作。

技术指导老师郭旭峥回忆，那段时间，高浩原放学后经常和他在工作室编辑校刊，有时候甚至会到晚上十一二点。“晚上十点接到他爸电话，说你们校刊怎么怎么样，居然不是催他回家的。”

做杂志难，想做好杂志更难。努力付出并不意味能收获满意的结果。高浩原印象深刻的是一篇由他排版的文章。因为每个英文字母大小不一样，他尝试调整空格大小使排版更整齐美观。当期杂志出来后，他特别关注这个细节，发现抠到那么细，排出来的效果也不是特别齐，这让他不是很开心。“但同时又觉得，至少当时锻炼了能力，对之后的排版挺有帮助，学到了很多。”

这种对校刊的深度参与，给高浩原带来了一种审美与自我要求上的“由奢入俭难”。

校刊带来了另外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高浩原告诉经济观察报，之前他总会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属于学生层面，不管是初中写小说也好，或是做别的事情，觉得大家做成什么样，我做成什么样就差不多。

“但是《附中人Further》让我觉得，学生也可以做一些大家觉得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不代表我们的能力达不到，而是我们自身和社会都把这个标准压得太低了。”高浩原说，“比如说新媒体排版，比如说写作，真的有多难吗？其实也没有。在真正学会之后，就觉得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是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到外面大家就会说，你们做了这么厉害的东西。”

由于这种经历，高浩原会提高对自己的要求，比如AP班的一次小短片制作，其他同学都是做PPT后讲解，但高浩原和同学写了个小故事的剧本，把它简单地拍了出来。

“之前完全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多花时间，单纯从成绩角度考虑，不是很值得。但是我后来觉得，有些东西不单单是为了成绩而做。”高浩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