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壹图网）

钱冠宇/文

乾隆大概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后世喜闻乐见的帝王IP之一，他的六次江南巡幸之旅早已成为备受青睐的桥段，多年来，无数野史传奇和曲艺影视围绕这一题材进行了不厌其烦地演绎与改编，以至于在大众印象中建构了一种通俗版的乾隆形象，这种形象根深蒂固地与微服私访、侠义恩仇、寻欢作乐等主题联系在一起。

尽管稍有史学常识的人都会清楚，游山玩水绝不会是帝王巡幸的唯一初衷，但乾隆下江南的真实目的却始终众说纷纭，如找寻身世说、视察水利说、笼络人心说、巩固统治说、好大喜功说等等，未成定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乾隆大帝》的作者郭成康才会在1998年与美籍华裔学者张勉治（MichaelG.Chang）的私人谈话中发出感慨：“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的研究。”

一

张勉治现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艺术史系副教授，师从周锡瑞、高彦颐等美国汉学名家，由于长期在海外求学、执教，且缺少汉译作品，国内读者对他还算不上熟悉。《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是张勉治2007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深入探究了“盛清”时期帝王巡幸江南对于帝国统治的重要意义。是书从康熙时代的南巡开始叙述，但主要还是着墨于乾隆帝1751-1784年间的六次南巡。

两宋以来，江南一跃成为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域，对整个清帝国的影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来自江苏和浙江的汉族士人占据了九品文官制度中后五位的多数职位。从经济上看，这两个省创造了帝国的商业和农业大半财富，向国家供应漕粮，它们上缴的赋税占据国家收入的最大份额，更不用说它们所出产的食盐、丝绸和瓷器等其他重要的商品和奢侈品了。在文化上，江南是汉族士人学术和高雅艺术无可争议的中心。”江南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可置疑的领先地位，也让它成为反清复明活动和反满情绪的集聚地。

过去国内学者习惯把乾隆南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震慑当地的汉人精英，而张勉治则通过研究指出，乾隆南巡有着宣扬多重意识形态的目的，是具备多重象征意义的政治活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作秀，与盛清时期的统治建构策略相辅相成。因此，不妨将张勉治的研究称为“‘乾隆下江南’的历史符号学”，《马背上的朝廷》一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揭示出了这个经典符号隐藏的诸多象征逻辑。

那么，清朝究竟是如何利用巡幸在江南建立并加强有效统治的呢？“乾隆下江南”的第一层象征逻辑就是“法祖”，即效法先祖。从秦始皇开始，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大一统王朝的历代皇帝都曾进行过巡幸，只不过巡幸次数和规模大小不尽相同。在张勉治看来，康熙和乾隆祖孙二人接力将“巡幸”这种古老仪式传统在本朝恢复，从而利用其完成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塑造与传播，在江南民众中树立起朝廷军纪严明、勤政宽仁、崇俭抑奢等美德。

另一方面，面对诸大臣认为巡幸劳民伤财的进谏，乾隆又用符合儒家观念的孝道平息了议论，把首次南巡时间安排在1751年皇太后六十大寿时：“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意思是，不是乾隆自己想要去南巡，一切都是为了尽孝。这样既能为南巡找到正当理由，又避免了过多冒犯汉人士大夫，可谓一石二鸟。

二

上古时期文献中，“巡幸”常与“巡狩”通用，“狩”即“狩猎”。“巡幸”的原始含义就是打猎，而打猎的组织经验又与战争十分相似，可见巡幸本身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这也是乾隆南巡的第二层象征逻辑。

清朝的先祖女真人起自东北的白山黑水间，通过武力夺取中原，于马上得天下，独特的满洲八旗制度被认为是清朝之所以能最终立国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到了康乾时期，满洲八旗最初的尚武精神和战斗力已经严重衰退，乾隆帝焦虑万分，决心重申“国语骑射”、强化操练军队：“自古制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备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

关于清朝少数民族政权为何能够统治汉人二百多年的问题，过去学界和大众都倾向于认为是所谓“汉化”的原因，也就是说，清朝中后期开始，统治者逐渐丧失了满洲特性，从而接受并认同汉人文化。但近二三十年来，海外一系列被统称为“新清史”的研究认为，其实清朝统治者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自身的民族特性和身份认同，这一点在张勉治的南巡研究中同样表现得尤为明显。

通过爬梳档案文献，张勉治在书中展示了南巡与充满民族色彩的军事行动相关联的诸多证据。比如，负责挑选出巡路线和驻跸地点的是一个名为总理行营处的机构，该机构的成员都出自满洲或蒙古精英，并将汉人排除在外；巡幸途中的营地拆建和后勤物资形式都采用战时标准，“在江南巡幸时，乾隆朝廷就像进行某种军事演练的一群民族征服者精英”；乾隆在南巡过程中拒绝乘轿，而是以上率下坚持骑马，因为“骑马是民族荣誉的象征，与满洲人武备、行动主义、活力密切相关”；同样地，射箭也成为乾隆帝南巡路上热衷的一项活动，“为的是展现鲜活的满洲尚武传统，重申清朝成就所公认的尚武基础”。

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曾对自己亲政以来的半个世纪做过总结：“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征，二曰南巡。”“西征”指的是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过去大多认为这两件事彼此之间并无联系，都是分开叙述，而张勉治却充满洞见地指出这两件乾隆钦定的大事息息相关。在他看来，乾隆1751年首次南巡和1757年第二次南巡之间之所以会格外关注军事武备问题，除了因为满洲民族身份的自觉认同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与准噶尔部在西北进行的战事正酣。

当1758年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乾隆在他1762年的第三次南巡中就精心谋划了宣扬战功的环节，他在扬州接见了已经归附清朝的哈萨克、维吾尔等内亚部落首领。乾隆不仅带他们领略江南名胜古迹，还请他们随圣驾检阅军队，甚至安排新疆维吾尔艺人为扬州当地的汉人精英表演“达瓦孜”（高空走绳索的杂技艺术）。对此，张勉治总结道：“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南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士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和美德所建立。”

三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1954年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上的论文《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研究》在西方世界开创了对于扬州盐商的认知和理解，多年后也为张勉治的南巡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乾隆统治的盛世时期，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商人地位抬升，人口增长和商业化发展为社会带来了更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如何处理好与江南汉人精英集团的关系，是为乾隆南巡的第三层象征逻辑。

张勉治运用前人的研究数据证明，随着扬州盐商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乾隆朝廷的运转也越来越依赖盐商们的“捐输”，这些数额巨大的“捐输”对于乾隆克服1740和1750年代的水利和军事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就是补充南巡开销。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商人们从朝廷获得了优惠政策、地位尊严，而朝廷也在财政吃紧时找到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不过，乾隆很快发现，不少江南大盐商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致使腐败滋生，危及帝国的统治机制，特别是1768年发生的“两淮盐引案”，更让乾隆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整治盐政中的贪污。因此，乾隆在南巡期间连篇累牍地颁布上谕反对奢靡之风，提倡“还淳返朴”，过去有学者认为这不过是乾隆虚伪的辞令，但在张勉治看来，那就是乾隆在面对商人和地方官员勾结时的反应。

除了经济争夺外，在文化方面，乾隆亦通过推崇诗赋和赞助汉学（朴学）的方式，达到了与江南汉人精英博弈的平衡。张勉治根据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尔曼（BenjaminA.Elman）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指出，“乾隆朝廷在南巡期间推崇诗歌——通过召试和更为非正式、沿途交换的诗赋进献，直接促成了在1750年代诗歌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富裕的江南人文荟萃，也有更多士人接受良好的诗学教育，因此在考试中重视诗歌对江南精英来说就意味着一种无形的优势。

在论证乾隆南巡与江南精英复杂的互动关系时，张勉治着重讲述了苏州文人沈德潜的故事。沈德潜出身苏州一个普通的士绅家庭，虽然拥有早熟的文学才能，但他在乾隆四年（1739）中进士时已经66岁，之前参加过17次乡试。不过，大器晚成的沈德潜随后十年的政治地位如火箭般蹿升，直接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沈德潜77岁时因病退休回到苏州，这时他已经和乾隆建立了密切的文学交往。

乾隆首次南巡的1751年，沈德潜出任苏州紫阳书院山长一职，此后书院的定位从传播宋代程朱理学变为偏重考据的汉学中心，包括培养学生对汉赋和唐诗的鉴赏能力，这些事业都得到了乾隆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随后，乾隆又通过赠诗以及一连串的官衔和物质奖励，维系着沈德潜与朝廷的联系。

沈德潜最终在97岁高龄时去世，生前与江苏东台县举人徐述夔关系密切，还为徐述夔作传，称其“人与文章皆可为法”。不过他万万没想到，死后会因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案而身败名裂。徐述夔案发后，乾隆意识到此前对于沈德潜过于信任，重读其诗文时又发现了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因而下令追夺沈德潜的一切谥典官职，怒斥其“卑污无耻”“玷辱缙绅”，将其撤出苏州地方乡贤祠，依律剖棺戳尸。

从沈德潜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尽管乾隆尽力拉拢江南地方精英，但终究效果有限，某种程度上甚至反而加深了地方的反满情绪。面对江南汉人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地位，乾隆应对的态度不免令人玩味，这也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所写的大量御制诗中。

乾隆皇帝一生存世的诗歌数量之多且滥一向为人津津乐道，专业评论者如钱钟书在《谈艺录》中直言：“清高宗亦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正因如此，乾隆的诗歌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学都是如此。而张勉治在书中则转辟一章，采用通常是中文系的文本细读方式，一句句地分析乾隆南巡时的诗歌写作以及从中传递出来的暧昧情感。

在乾隆到来之前，江南盛景已经在历朝士大夫笔下积累了丰厚的文学遗产。换句话说，江南已被汉人精英书写了太多遍，拥有一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的逸乐精神。那么，作为异族统治者的乾隆在描写江南时就必须考虑呼应这个强大的书写文化传统，否则对于汉人精英来说就是一个刺激。另一方面，如果乾隆完全屈从于这个书写文化传统，那又将破坏自己精心树立起的勤政人设。所以，乾隆对于汉文化只能采取一种既迎合又排斥的矛盾态度。

四

今日看来，张勉治这本写于十多年前的著作在史实发掘层面并无多少新意，最具启发性的还是作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张勉治在美国接受过系统的汉学学术训练，具体到清代时段，不可能不受风靡一时的“新清史”影响，他在书中明确承认了这一点。柯娇燕（PamelaKyleCrossley）、欧立德（MarkC.Elliott）、米华健（JamesMill－ward）、罗友枝（EvelynRawski）等“新清史”代表性学者的观点也成为张勉治经常援引的对象。

“新清史”的学术理路强调满洲特性和民族身份认同，同时采用空间上更为宏阔“内陆亚洲”视角进行分析，避免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张勉治对于“乾隆下江南”和清朝统治建构的研究就是在“新清史”的解释框架下展开的。

当然，张勉治在回顾治学路径时，特别强调了英年早逝的天才型内亚史学者傅礼初（JosephFletcher）对他的启发。傅礼初早在1979年就充满预见性地提出了未来清史研究应该关注的三个问题：一是清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二是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制的基础是什么？三是满洲人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帝国？带着这些问题意识，张勉治在自己的南巡研究中都有所回应。

“乾隆下江南”是一个学界和民间都无比熟悉的历史符号，张勉治能在这个符号上解码出如此丰富、新颖的意涵，并令人信服地把南巡视作清朝统治建构的组成部分，实属难得。毋庸讳言，张勉治的具体论证过程并非完美，有的地方存在混淆，比如南巡和北巡、东巡等的差异性都没有做很好地区分，有的地方甚至结论先行，比如对某些御制诗的解读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不过瑕不掩瑜，张勉治的研究视角仍然值得国内的同行借鉴学习。

最近正好读到刚从复旦大学史地所退休的姚大力教授在纪念《陈寅恪文集》出版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在谈到历史研究的“求精”时，他说：“对史学来说最被人看重的，即如何从史料（尤其是从为人所习见的史料）中榨取信息的能力和技术。如果史料一经陈列出来，它所要说明的意义就能自动呈现在人们眼前，那么史家与一个兜售杂货的小摊贩就没有多少区别了。”关于乾隆南巡的史料并不难找到，然而唯独张勉治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从中榨取出了前人未见的信息，这就是《马背上的朝廷》值得阅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