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定波/文  过去40年间，随着各国间愈发频繁和深入的贸易往来、资本流动、人口流动、文化和知识的传播，全球化进程为很多国家带来了发展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近些年会出现脱钩的声浪。

2019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预言：未来世界一定会分为两大阵营，一个由中国领导，一个由美国领导，两个阵营之间会存在激烈的经济和军事上的竞争。

同年5月，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一场论坛中发言认为：中美争端几乎没有和解可能，就算和解也是暂时的；即使中国愿意合作，美国也要限制中国发展。德维尔潘强调，这不是贸易争端，而是科技由谁领导的争端，这和意识形态、民主、人权没有关系，是美国要继续领导世界。

“脱钩”（Decoupling）一词开始频频出现在大众视野。德维尔潘当时就认为，未来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脱钩注定会发生，让人感到很悲观。但两年后，德维尔潘再次应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之邀在活动上做主旨发言。这次，他变得更加乐观，并提出全世界应该展开“共识外交”，在寻求共识的同时，重振多边主义。

合作与竞争

过去两年间，尽管民间舆论和企业界仍有很多悲观的声音，但也有越来越多理性的声音在分析脱钩的代价和对全人类的危害。多边主义的好处何在？

我们可以先看看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表现。2022年美国商会对其在华成员企业调查显示，2021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营收上升的占58%，实现盈利或大幅度盈利的占59%；没有把产能和供应链从中国迁出计划的占83%；短期内把中国作为首要或前三大投资市场之一的企业占60%。

2021年7月，中国美国商会主席葛国瑞（Gregory Gilligan）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一场活动上，表达了对未来三年中美关系的悲观态度。但他对中美长期合作非常乐观，断言中美脱钩是不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企业在中美贸易合作中得到了巨大收益。

既然大多数美国在华企业仍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市场，为何美国主流舆论对中国变得如此不友好？经济数据或许能帮助解释这一问题。我们以2007年-2021年人均实际GDP的变化为例，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对比11个国家可以看到：中国人均实际GDP从2007年到2021年增加159%，美国增加13%，日本增加4%，德国增加10%，法国增加4%，英国增加3%，意大利减少8%，俄罗斯增加19%。

看到这样的数据对比，其他国家很难不感觉到压力。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实力的变化会影响民意，会推动社会政治观点的变化。对此，我们既要充分了解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同时要保持头脑冷静。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家、官员以及媒体，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乃至世界的未来太过悲观。但大量数据表明，我们手上的牌并不差。

国际咨询机构A.T.科尔尼公司“2021年全球离岸服务目的地指数”排名显示，2021年全世界企业在服务外包中最有竞争优势的是印度，第二是中国，第三是马来西亚，第四是印度尼西亚，第五是巴西，第六是越南，越南2021年的排名比2019年下降了一位，美国与2019年相比也下降了一位。

这个指数排名基于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人才技能水平、营商环境以及数字化能力（包括云计算等技术）等四项因素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没有优势的是“成本”因素。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但从人才技能方面看，中国的评分是2.3，美国评分为2.39，我们的人才技能水平几乎和美国相当。高质量、有竞争力的人才是中国最重要的服务外包优势。

如果回到制造业，中国的优势更加明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全行业的完整产业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短期内替代中国，这是我们要有信心的原因之一。完善和高效的产业链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武器。

相应地，在制定政策时，如何保护、维持和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是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今年以来，疫情的反复对国内供应链影响非常大。如何重振企业信心，值得政府有关部门和各企业高度关注。

对于中国来说，要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跟外部世界的共同利益是什么，潜在冲突的地方是什么，想明白这些问题很重要。从战略上讲，中国要避免成为团结欧美、解决美国国内矛盾的共同敌人。

来自内部的挑战

为何强调美国的国内矛盾？一个宏观经济学的简单公式——国家的储蓄投资恒等式：I=S+（T-G）+（M-X），X-M=S+（T-G）-I；可以用来解释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是挑战，其实是长期性和结构性的。

公式左边的I代表一个国家的总投资。右边是三项储蓄的总和：S代表民间储蓄，包括企业和家庭储蓄；T-G代表政府储蓄，T代表财政收入，G代表财政支出；M-X代表国外储蓄，M代表进口，X代表出口。

众所周知，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增加投资，但投资需要储蓄。如果一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代表外国对本国投资的储蓄；反之则是这个国家帮着别国储蓄。如果美国要增加投资I，公式中S、T-G、M-X中哪一项能够增加？

首先，过去很多年，美国的S并没有增加。这是美国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即长期极低的储蓄率。2015年，美国国内储蓄的GDP占比是19.68%，2021年是19.38%。而中国国内储蓄率长期保持在45%左右。

再看政府储蓄。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是5850亿美元。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财政赤字增加到6660亿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这个数字增加到3.132万亿美元，2021年是2.772万亿美元。近些年，美国一直声称要解决赤字问题，但无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还是爆发后，财政赤字都在增加。

美国的情况不理想，中国的情况如何？这也是现在中央政府和很多地方政府非常担心的问题。我们现在把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放在一起看中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情况。

2021年，中国有4.378万亿财政赤字，情况不太好。但换算为美元，为当年美国财政赤字的1/4。所以我们的财政收支情况相比美国，还是要好得多。根据彭博2019年-2021年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预算赤字占GDP比重统计，中国的财政赤字情况同样好于主要贸易伙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手中的牌从短期看并不差。

看完民间储蓄、政府储蓄，我们再看国外储蓄。其实只要这个恒等式成立，如果有投资，美国的对外贸易一定是逆差。事实也是如此。2000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447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的2017年增加到7990亿美元。2019年贸易战打响两年后，这个数字变成8640亿美元，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上升到9220亿美元，2021年达到10910亿美元。无论有无疫情，美国的贸易逆差都是不降反升。

这个恒等式暴露了美国的结构性问题。如果美国要切断与中国的贸易，直接后果就是美国投资的急剧下降。而前两年，美国花很多钱用于政府支出，实际上又没有那么多国外的钱进来。美国开始大量印钞票，紧接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美国2022年5月的通货膨胀率是8.6%，欧元区是8.1%，中国为2.1%。对比看来，现在欧元区跟美国的通货膨胀确实很严重。

为什么要关心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不只影响百姓生活，还会导致各国政府向民间借贷要支付的利率，即国债收益率产生变化。美国政府的十年期债券利率在2020年7月只有0.62%，2022年6月16日上升到3.2%。一年期国债利率原来约为0.25%，但现在涨到2.78%。美国联邦政府现在有30.5万亿美元的国债，国债利率每提高1%，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赤字就会增加3000亿美元。

此外，美国还面临诸多国内挑战。首先是民族矛盾。2000年，美国传统白人（即非西班牙裔白人）占全美人口比例为69.5%，2020年的统计显示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57.8%。同时他们还是严重老龄化的人口构成部分。

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从2010年-2020年十年间，美国儿童总人数只下降1.4%，但传统白人儿童人数下降了13%。传统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在未来会继续下降。再过十多年，美国传统白人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少数民族，这是引发美国国内民族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是阶级矛盾。美国选举中1%的选民变动，比如从投民主党到改投共和党，就可以把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政治决策从根本上扭转过来。因此，美国的政策包括对外关系缺乏连续性，这也是很大的问题。

此外，美国还有很多社会矛盾，如毒品、枪支、文化和宗教各方面的冲突等。因此，现在大多数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来自内部，美国是这样，中国亦是如此。

共同的外部挑战

目前，中国正面临外部环境的恶化，同时面临着新冠疫情、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如何提高效率、地方政府债务、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每一项都是挑战。如何保持和发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发挥中国高储蓄率、勤劳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优势创造更多社会价值，进而在国际上保持和提升中国的总体竞争力，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世界各国都面临各自的国内挑战，更重要的是，全球同时面临着更严重的共同挑战，其中最大的就是环境与气候的急剧恶化。这是能让世界避免政治与经济脱钩、重新团结起来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将“致力于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摄氏度，并努力将其控制在1.5摄氏度的水平”。而世界气象组织于2022年5月10日发布的通报显示，未来五年全球年均温度有50：50的概率至少有一年比工业化前水平要高出1.5摄氏度。

气候变化会导致出现什么问题？现在，美国西部正在经历几百年不遇的大干旱，科罗拉多河流域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水位在急剧下降，已经在影响西部2千多万人口的用水。而倘若格陵兰岛、南极等地的冰融化50%，全世界最重要的城市绝大多数将会被淹没，其中包括中国的上海、杭州、深圳和天津。这些难道不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202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在应对空气恶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从2013年至2020年，中国用7年时间取得了美国30年实现的空气污染物跌幅。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要达到最高峰值，从2030年开始碳排放总量要逐年下降，到2060年，我们的净碳排放要为零。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碳排放量超过所有发达国家的总排放量，中国的双碳减排仍然任重道远。

欧洲国家同样把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政策之一，美国拜登政府也把全球气候变化视作一个核心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和环境变化是能够把人类重新团结起来的一个最重要因素。此外，世界各国还共同面临很多其他挑战，如世界发展不平衡、文化宗教冲突、人工智能等技术带来的挑战、金融危机、流行病等。我们还要想办法避免大规模战争和核战争的发生。

因此，中短期看，中国面临很大的内外部挑战，一定要认清风险。但同时要认识到，世界各国各自面临的内部挑战和共同面临的全球挑战，将推动中美、中欧和全球的长期合作。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除了中华民族的复兴，我们的目标还应包括长久的世界和平和人类共同繁荣。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