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杜涛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从会议的相关表述可以看到，既有一直强调的稳中求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表述，也有大力提振市场信心等新内容。同时会议还指出，明年继续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如此定调之下，2022年的财政政策将会带来哪些变化？

12月8日，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光大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高瑞东，就此次政治局会议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高瑞东告诉记者，我们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或上调至3%以上，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额度将有所提高，并且发行特别国债的紧迫性也在上升。

| 对话 |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提出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应该如何提振市场信心？

高瑞东：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是自2018年12月以来首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提振市场信心”，并且添加了表示强调的“大力”二字，表明政策对市场信心的高度重视。

自2021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以来，市场信心和预期明显走弱。实体经济层面，贷款需求指数从一季度的 72.3%下行至三季度的59%，企业部门新增融资波动明显放大，居民部门杠杆扩张速度持续放缓；金融市场层面，素有经济晴雨表之称的股票市场表现疲弱，1-11月，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达13.4%，深圳成份指数跌幅达25.2%。在此背景下，尽快扭转市场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对于稳住经济大盘，增强经济增长韧性，显得尤为重要。

从提振市场信心的举措来看，我们认为主要可能有两个思路。一方面，谨慎出台收缩性政策措施，近年来，为了化解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产生和遗留下来的问题和风险，政策层先后推出了降杠杆、反垄断和压降房企负债率等一系列收缩性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在稳增长和提振市场信心压力较大的当下，预计相关政策措施将会更加温和。

另一方面，加码出台做加法的增量政策措施，一是，引导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继续下行，减轻实体经济部门的债务压力；二是，财政更加积极有为，通过减税降费、留抵退税等多种举措降低私人部门负担；三是，推进国家产业基金，重点支持高端制造等重点领域，突破技术封锁，提高生产效率。

经济观察报：此次会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应如何理解？

高瑞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并非新提法，2021年十九届六中全会、2021年12月政治局会议、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有提及。但是，在12月政治局会议通稿中，相关表述连续两次出现，表达出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建立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但是，经济循环中依然有卡点堵点需要打通。为了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我们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同扩大内需形成有机结合，迈向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危机、极端天气等超预期事件频发，催化世界格局重构。欧美深陷系统性危机，为维护自身产业优势和霸权地位，加速对外转移矛盾、推动“逆全球化”。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紧迫性进一步提升，要加速向更深层次挺进、更广领域拓展。我们要继续吸收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的发展经验，以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同时，继续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同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逆全球化的寒潮中，以和平发展的共识争取更多盟友。

经济观察报：从“六稳”变“三稳”，意味着什么变化？

高瑞东：“六稳”在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当时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六稳”的提出旨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保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2020年4月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相较于“六稳”，“六保”的提出，更加强调底线思维，侧重于稳住经济基本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本次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三稳”，即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这种提法的转变与国内经济形势变化、政策重心调整有关。一方面，经历三年疫情反复，市场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不仅加重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居民消费也持续疲弱，稳增长紧迫性明显提升。因此，本次政治局会议将“稳增长”摆在“三稳”首位，通过稳增长实现稳就业。另一方面，防疫政策的持续优化，将扭转偏弱的市场预期，消费需求有望得到快速释放，但可能会推升国内通胀压力。因此，稳物价的表态，既透露出政策层对未来通胀升温的担忧，也指向未来可能通过保障劳动力供给、稳定资源品价格等方式，稳定物价水平。

经济观察报：部分政策已经连续实施多年，但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这是为什么？

高瑞东：从改革开放到2022年，中国经济走过了40多年的发展，这其中2010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2010年前，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中国持续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人口红利不断涌现，我国潜在经济增速持续上行，当时的经济主要矛盾往往是需求过热、供给不足。但是2010年前后，潜在经济增速基本达峰，一是因为次贷危机后海外经济增速放缓，外需整体疲弱；二是因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在21世纪初逐步接近了发达经济体，技术进步的速度边际放缓；三是因为2010年前后劳动力规模增速开始放缓，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减弱。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中国GDP增速达到10.64%，此后便逐级下滑，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经济新常态”。这一时期，经济的主要矛盾变为了产能结构性过剩。因此我国也主动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挤出过剩产能，以降低过剩产能对于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占用，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生产和分配效率。

经济观察报：积极财政要加力提效，加力该如何理解？

高瑞东：“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该提法与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一致。从2019年两会发布的财政预算报告来看，赤字率由2.6%提升至2.8%，新增专项债规模也较上年增加8000亿元。在当前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重提财政“加力提效”，意味着2023年财政基调持续积极，发力空间或被进一步打开，继续发挥其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

在加码发力领域上，稳投资仍是重心，促消费相关举措值得期待。投资层面，基建投资与制造业投资是主要抓手，通过充分发挥预算内资金、专项债、准财政工具等的撬动作用，继续扶持“十四五”时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消费层面，目前疫情防控举措已持续优化，居民仍有较大消费潜力待释放，着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力促有效内需改善，也将是2023年财政政策的重心。

经济观察报：相比2022年，2023年的财政政策会有哪些变化？

高瑞东：在“积极财政加力提效”指引下，我们预计2023年财政基调持续积极，政策发力空间或被进一步打开。一则，相比2022年初面临的三重压力，2023年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需求侧恢复疲弱与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财政发力的重心将有所调整；二则，相比2022年可调用的增量资金，2023年的财政资源更加紧缺，为稳住支出增速，更好发挥财政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需要政府杠杆的进一步打开来作为支撑；三则，在2022年推出大规模企业端减税降费举措后，2023年企业端继续大规模减税降费空间不大，财政支出或主要向居民端和需求侧倾斜，着力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力促有效内需改善。

因此，我们预计2023年财政赤字率或上调至3%以上，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额度将有所提高，并且发行特别国债的紧迫性也在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