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

1894年，高加索山脉风云变幻，当地的土耳其和库尔德部落，与基督教亚美尼亚人之间长久积累的恩怨爆发，震惊世界的亚美尼亚大屠杀拉开序幕。据当时的欧洲报纸估计约，30万亚美尼亚人罹难；今天看来这个数字偏高，遇害者应当在3万左右。

1839年以来，苏丹发起名为坦齐马特的渐进改良（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变革”），到了1876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正式写入了宪法。然而，奥斯曼中央政府无力解决族群矛盾，最终改革以失败告终，高加索的族群冲突也持续至今。《帝国的伙伴》由土耳其学者阿里·亚伊哲奥卢写作，他曾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亚伊哲奥卢采用了一批被英语世界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土耳其文献，获得了更开阔的视角。在此之前诺曼·斯通的《土耳其简史》以及卡罗琳·芬克尔的《奥斯曼帝国》，也都是佳作。

忆往昔黄金时代

在默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奥斯曼以开放包融而闻名。历代苏丹不断颁发秦孝公式《求贤令》，招募欧洲的工匠，有一技之长者诚心归顺都不会受亏待。默罕默德二世消灭东罗马的时候，摧毁君士坦丁堡城墙的乌尔班巨炮，便由一位匈牙利工程师建造并且命名。通过聘用基督徒客卿攻打他们的基督教家园，土耳其成功地复制了秦灭六国的模式。

任何一个进步派史学家叙述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事件，都要强调屠城过后，苏丹容许拜占庭遗民信仰风俗一切照旧，而且以同时期的西班牙排外事例作为对比。1492年天主教双王收复国土后驱逐异教徒，30万摩尔人、12万犹太人背井离乡，其中部分移民渡海东进，获得托普卡帕宫（奥斯曼皇宫，相当于中国的紫禁城）的收留。

高门（SublimePorte，奥斯曼宰相的办公大楼，因四面高墙而得名）实行一种特殊的兵役制，从南欧巴尔干乡村征募幼童，经过选拔的男孩们入宫培训，练习射箭骑马，成年后担任总督将军职务。这些幼童前途远大，以致于基督徒父母争相贿赂征兵处，恳求把自己的儿子列入兵役名册。

一时之间，奥斯曼辖下的巴尔干一派各族融合的景象：希腊人模仿阿尔巴尼亚的装束打扮，达尔马提亚低地的婚姻市场上，漂亮姑娘宁可嫁给土耳其人，也不会嫁给高地牧羊穷小子。17世纪的前线士兵如果碰到投缘的俘虏会尽力营救，两人同吃同住，互相喝一碗对方的血，不顾背景出身义结金兰。

在统治政策上，高门并不鼓励基督徒改宗，五百年里朝廷只有两次（1517年、1647年）认真考虑过改宗事宜。实际上用不着行政强迫，民众主动皈依还来不及。在这种氛围下，不仅两大宗教互相融合，宗教内部之间也出现了和平，由来已久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争，在奥斯曼时期大大平息。巴尔干地区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共用一座教堂，参加彼此的礼拜。

按照通常的说法，奥斯曼在默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的时代包容开明，帝制晚期趋于封闭保守，所以没落。这种说法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17、18世纪，高门的求贤政策没有中止，西欧的俊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外聘人员里最著名的是老毛奇——那位与俾斯麦齐名的德国统一缔造者。

而且坦齐马特运动兴起后，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等少数族裔进一步获得了解放，以往学校等公共部门只对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开放，1856年《胡马云诏书》（IslahatFermani）公布，各族一律平等，人头税取消，公立学校和行政机关全部向少数族裔敞开大门。而牛津一直到1854年才允许非国教信仰的学生入校，剑桥则是1864年。

老办法处理不了新问题

那么，为什么奥斯曼帝国越改革情况反而越糟糕呢？为什么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与中心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原因在于，苏丹试图用老一套来治理新时代。

同一项措施在旧帝国是合理的，在现代主权国家却可能不妥。英国人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的时候，民族主义者忿忿不平，斥责帝国主义侵犯中国的主权。但真论起来，同治皇帝不过是效法了康熙年间启用汤若望的先例，无可厚非。

苏丹任用外籍官员基于同一逻辑。委内瑞拉人拉斐尔·德·诺嘉莱斯获得赏识，指挥官军平定亚美尼亚人起义。德国人奥托·利曼·冯·桑德斯的官位更高，历任陆军总监、陆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位，一战期间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谋划。

　　前现代社会不知民族为何物，如果问一个保加利亚农民他属于哪个民族，他只会回答，我是基督徒。伊斯坦布尔实行一种名为称之为米勒特（Millet）的管理模式，社群高度自治，米勒特的划分按教派而非族群。但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这种帝王术逐渐失灵了。法国大革命唤醒了民族主义利精神，它代替上帝，成为凡人新的崇拜对象。

希腊是奥斯曼天朝上国体系破裂的第一道口子。希腊的民族主义者受西欧启蒙理性的教育，不关心乃至敌视东正教，因此米勒特制度完全不管用。

1821年希腊爆发大规模暴动，成功脱离了伊斯坦布尔中央，获得民族独立。值得注意的是，独立派的影响范围仅占希腊的一半，在独立战争中，有240万希腊臣民留在土耳其版图内，依旧效忠于苏丹。而奥斯曼苏丹的处置，没有妥善稳固民心。东正教牧首格里高利五世是个保皇党，然而苏丹以他的弟弟参加了叛乱为理由，处死了格里高利五世。

1822年奥斯曼军队攻占希腊的希奥岛，残忍杀害平民两万多人，《自由引导人民》的创作者德拉克洛瓦描绘了该事件。奥斯曼统治者自认为没有过错，就算穆斯林发动起义，他们也照样严惩不误，闹事的基督徒当受处罚，忠顺的基督徒当受奖励。

这样的做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或许没错。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曾发生过杰拉里叛乱，破产的突厥采邑骑兵不满朝廷，举事造反。中央的官军强力镇压，面对土耳其同胞丝毫不手软。

然而，在民族主义的时代，希奥岛事件则肯定要被国际社会视为种族屠杀。后来的亚美尼亚屠杀中，奥斯曼帝国再次踏进了同一个坑里——1894年库尔德部落大开杀戒，西方社会一致认定在，高门即便不是幕后元凶，至少也是消极不作为。但根据诺曼·斯通的《土耳其简史》考证，暴行的破坏程度其实遭到夸大：事发省区的几个总督确实袖手旁观，但另有一些官员竭力遏制冲突，派兵驻守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居民区、店铺。

在位的阿卜杜拉·哈米德二世，是典型的老大心态——可以给少数族裔自主空间，但不允许他们伸手要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现代公民权利。亚美尼亚大屠杀中，他一面训诫库尔德酋长，不得伤害有经人；另一面告诉亚美尼亚人，没有君父的卵翼，你们这群没有武德的民族早就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消亡。

假设宽宏大度的苏莱曼再世，恐怕也会采取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外族却不想再当忠顺子民。帝王用人不疑、不问出身，跟现代的多元文化是两码事，唐太宗任用藩将，亦出自于“天下英雄尽入吾彀”的私心。在传统帝国统治模式中，希腊人等少数族裔享有的是金丝笼中的自由，他们不准持有武器，教堂不能盖得比清真寺高，向穆斯林传播福音更是大罪。某个希腊官员蒙受君恩，从而荣华富贵，无助于整个希腊民族的独立解放。老毛奇就说得很清楚：“土耳其人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人在科学、技术、财富、胆量和气力等方面都比他们的民族强，但是，他们不会因此把法兰克人摆在同自己平等的地位。”

众叛亲离，奥斯曼灭亡

坦齐马特改革虽然给了被统治民族更多自由权利，客观上却加深了民族隔阂。

由于文化上的亲缘性，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希腊人比穆斯林更早穿上西服，戴上礼帽。通晓欧洲语言的基督教族群，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后，迅速主导国内工商业。

伊斯坦布尔40家现代化私人银行，刨开欧洲英法合资的，其余全由帝国境内的基督徒开办，全国银行业112位高管中仅有1个土耳其人。基督徒开厂，土族人打工;基督徒放高利贷，土族人欠债，变成穷光蛋，族群差异和阶级斗争捆在一起。同时期的奥斯曼政府，试图用最低的成本（赋予公民权）招抚异族，来达到最大的成果（笼络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少数族裔，保障国土完整），结果没能从根源上平息族群矛盾。

更糟糕的是，坦泽马特改革没能得到欧美支持。1908年7月，土耳其精英阶层发动政变，驱逐了专制的哈米德二世，重启改革进程。没预料到，邻邦把本国的内部震荡当作扩张良机。兵变发生不久，10月5日奥匈帝国策动保加利亚行省宣布脱离伊斯坦布尔，第二天奥匈宣布占领波黑，希腊驻军克里特岛。改革者原本相信，议会民主是文明制度，一旦赶走专制的苏丹，便能获得西方文明国家的尊重，然而英法对奥匈的侵略并没有给出强硬的制裁。

以恩维尔帕夏为首脑的新政府于是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变各族平等为土族优先政策，在各地的法院、公立学校强制使用土耳其语。宪政刚重启的议会席位分配得很公平：犹太人4席、斯拉夫人10席、亚美尼亚14席、希腊人26席、阿拉伯人60席。在宽容政策被废弃后，土族占据国会147个席位，足以通过任何有利于自己的法案。

同时，突厥化政策不仅伤害了犹太人和基督徒族群，还疏远了库尔德、阿拉伯穆斯林教友。恩维尔帕夏奉行开明专制主义，他一只手装模作样地捧着《古兰经》，另一只手摘下妇女的面纱、捣碎蓄奴制的枷锁。反教权主义（an－ticlericalism）触及到阿拉伯酋长的利益：沙特存在根深蒂固的奴隶贸易，而埃及、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的西化精英虽然支持恩维尔的开明措施，但不支持他的突厥化政策。一番操作下来，在阿拉伯地区，无论是城市西化派，还是传统部落酋长，都不支持伊斯坦布尔。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以来，各地分离主义的进程加速，1925年哈里发被废，旧帝制灰飞烟灭，忠于苏丹的库尔德部遭到凯末尔的无情镇压。穆斯林兄弟背离，小亚细亚以外的国土全部丢走。不过这也不奇怪，宪制更完善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都躲不过覆灭的悲剧，遑论奥斯曼。认清形势的土耳其精英阶层，自愿降格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一员。

自攻占君士坦丁堡，众苏丹统治六百余年大体秉政尚宽，可是旧制度无法适应新形势。恃武者灭，恃文者亡，近代以降朝廷恩威并施，用尽各种方法也无法挽回败局。

不过相比沙皇的灭门灾祸，奥斯曼苏丹幸运得多。1908年政变后，被恩维尔帕夏穆罕拥上宝座的穆罕默德六世是个虚君，当一战结束帝国分崩离析，君王也就失去作用，自动下台；好在他是虚君，没参与制定突厥化政策，不用为此负责。

享国六百余年的奥斯曼王室，也算有个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