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教育竞争的不断加剧，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学习困难问题正交织成一场不容忽视的成长危机。

从“学习困难门诊”一号难求，到校内外心理咨询服务资源紧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从个体成长挑战升级为社会层面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

世界卫生组织（WHO）数据显示，全球10至19岁人群中约14%患有精神障碍，占该年龄段全球疾病负担的13%；美国心理学会报告指出，每年约1700万青少年被诊断出心理疾病。在欧洲，青少年精神健康也已成为公共卫生重点议题。

2021年，由北京安定医院郑毅等学者主导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发布，数据显示，6到16岁的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达6.4％。这意味着，公立小学每个班里平均存在2到3名ADHD孩子。学习障碍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检出率也是逐年攀升。

这些数据触目惊心，在积极采取改善措施的同时，我们不免心存疑惑：在孩子的世界里，到底什么是正常行为，偏离多大范围才算是ADHD呢？

精神科诊室外的孩子们

精神科诊室外的椅子上坐满了人，有戴着口罩一个人前来的大人，也有拉着爸爸妈妈手的小孩子。

很多成年人是在网上看到了科普帖，怀疑自己患有ADHD，所以来精神科确认。而对于其中一部分人来说，被诊断并未患有ADHD反而更焦虑了，他们会换一位医生或者换一家医院，三翻四次地去问诊，直到得到确诊报告，才好像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对很多病友来说，确诊是一种解脱，一种着陆后的安全感，意味着一辆脱轨的列车重新找到了轨道。这些年来的迷茫和痛苦都有了答案。”

但孩子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大多并不是自己要来的，而是被爸爸妈妈带来的。

我的孩子一分钟都坐不住，有时候好像听不到别人说话，丢三落四爱插话，是不是多动症？

我的孩子不理人不看人，所有玩具都必须按他的顺序摆好，也不和其他小孩子玩，是不是自闭症？

我的孩子出门前总是反复检查书包，默念记数，被打断就要重来一次，是不是强迫症？

好多家长急匆匆地把“看起来不太正常”的孩子送进精神科，得到诊断后如释重负。

原来他是生病了，开药吧，吃了就会好起来。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一位心理咨询师网友分享自己的经历

美国调查记者阿比盖尔·谢丽尔在《被错用的心理治疗》中写道：“如果依靠依地普仑、利他林和阿德拉就能解决问题，那么青少年心理健康恶化的现象几十年前就应该被消除了。”

精神科诊室外每个孩子身后，都是焦虑的父母。

敏感的父母，“创伤”的孩子

在美国，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十年前，Slate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受过教育的父母已经开始用治疗式语言，而不是从道德角度来描述孩子的不当行为了。”

谢丽尔谈起，如今这一代父母，往往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大后回顾自己的童年时，常常觉得父母要求太高、倾听却太少，因此受到了情感上的伤害。

当他们成为父母之后，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所以在养育孩子时，更注重倾听、询问，随时关注孩子的情绪，在做重大决策时征求孩子的意见，并尽可能地预见孩子会遇到的困扰，向孩子解释每条规则和要求背后的原因，绝不动手打孩子，希望培养出“快乐的孩子”。

他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没有痛苦、没有不适、没有争吵、没有失败——绝对不能给孩子造成任何“心理创伤”。

但问题来了，我们越是密切关注孩子的感受，就越难以忍受他们的负面情绪。我们越仔细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就越容易发现他们在各个领域——学业、语言、社交和情感——出现偏差。

这时候，受过教育的父母开始用治疗式的术语来形容孩子的行为：

用“社交焦虑”或“广泛性焦虑症”来解释害羞的孩子；古怪或笨拙的孩子都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或某种孤独症的倾向；不合群的孩子就是得了“抑郁症”；笨手笨脚的孩子就是“运动障碍”。

因此，相应的养育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父母不再批评挑食的孩子，而是把他们看作“食物回避者”并加以包容。［正式的诊断是“回避/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ARFID）。］

如果孩子抱怨衬衫领子上的标签让皮肤发痒，父母会为他们购买无标签的、柔软的纯棉服装，来解决他们的“感官处理问题”。

他们不会再批评孩子字迹潦草（因为那是“书写障碍”）；也不会告诉孩子，适应新城镇或新学校需要时间（因为他们得了“搬迁抑郁症”）；也不再安慰他们，暑假期间思念朋友是正常的（因为那是得了“暑假焦虑症”）。

就这样，父母变成了孩子的第一个心理医生。

逆境与创伤不是一回事

比治疗式养育更常见、也更隐形的，是全社会正在流行的“预防式育儿”。

预防式育儿，是把孩子放在了一个潜在的受害者的位置，因此施加了过度保护。

乔纳森·海特在《焦虑的一代》中的核心观点就是，1995年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焦虑的一代”，主要是因为父母在现实世界的过度保护和在虚拟世界的保护不足。

他称这是一种“好心办坏事的过度保护”，某种程度上保护孩子的心灵，却也剥夺了成长的机会。

假设他交朋友不顺利会留下心理阴影，因此与朋友产生纠纷伤心了就断绝关系，这便失去了学会接纳、道歉、沟通这些必要的人际交往能力；假设他写不完老师留的作业干脆和老师沟通不做，失去了学习合理安排时间的能力……

韧性的培养，挑战精神和尝试的勇气，更无从谈起。

而谢丽尔更进一步，她则指出父母的过度保护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可能是一种阻碍。

（1）对消极情绪的过度关注，会让孩子认为任何负面情绪都是不正常的，需要处理。

不是有心理障碍的人会产生负面情绪，而是所有人都会产生负面情绪。因为阴雨绵绵而提不起精神，因为和别人的摩擦而失落，这些只是情绪的自然起伏，无须对生活本身进行过多的负面解读。

“过分重视自己的情绪就像踩在一把转椅上去够高处的东西。东西没够到，脚下的椅子也滑走了。更糟糕的是，关注情绪往往会加剧这种情绪。引导孩子关注他们的情绪会让他们更加情绪化。”

如果沉浸其中，反而会毁了原本美好的一天。

（2）感受很重要，但感受并非总是可靠

心理学家认为，面对挑战时，人们一般会产生两种心态：“行动导向”（action orientation）和“状态导向”（state orientation）。

行动导向意味着专注于眼前的任务，而不考虑自己当前的情绪或身体状态。而状态导向则主要关注自身：我是否准备好了，我是否在担心那条没回的信息，喉咙后部有轻微的刺痛，脖子有点僵硬。事实证明，行动导向的心态更有可能让你完成任务。

如果一个孩子不能学会抛开不快去专注于眼前的功课，就很难完成一天的学业；如果他时刻都把自己的情绪放在首位，又如何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将来的他又如何在工作中有所作为？

（3）把幸福当做目标往往很难幸福，因为生活中不可能事事顺心

即便是最幸福的人生，也难免会有痛苦，这是不可避免的。

很多时候身体哪里会感到痒、疼，遇到事情会感到受挫、沮丧，可能需要压抑不适才能继续生活。

如果教育孩子“不能忽视任何疼痛和痛苦”，这将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4）逆境不等于创伤，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家境贫寒不得不在课后打工是处于逆境，但这有可能并不会造成创伤，而是锻炼人的自立；

家里入不敷出，被酗酒的继父殴打则是真实的创伤，意味着危险、不确定性，还有最严重的、最难以预测的情感折磨。

如果父母把“逆境”与“创伤”混为一谈，就会觉得创伤无处不在，父母对孩子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造成创伤，因此困扰，害怕，不敢进行任何纪律上的管教。

心理治疗无法取代的

是父母的爱与责任

“焦虑症和抑郁症都与神经质——对环境的过度消极反应——有关。而独立活动可以给孩子带来短期的快乐和长期的应对日常压力的习惯，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心理学教授兼认知行为治疗师卡米洛·奥尔蒂斯基于类似的判断，在他的临床实践中通过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性，治疗他们的焦虑。”

在养育孩子时，出于担忧，我们小看了自己的孩子，甚至对此都没有察觉。

比如我们小时候能做的事，现在却认定他们做不了。“他坐飞机时没有平板电脑可不行。”“我不能收走她的智能手机，因为她们班上每个女生都有。”“我知道我像她这么大时独自在家没事，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诸如此类。

独立性（没错，这是一种技能，如果缺乏锻炼就会退化）没有得到锻炼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社交能力较差，对不确定性缺乏容忍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也更脆弱。

如果孩子一直受到“预防性心理干预”，就会更胆怯，更焦虑，更不愿意尝试困难的事情——而这一切反过来会加重父母的疑虑，给孩子贴上各种疑似标签。

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否该让你13岁的孩子去接受心理治疗？

谢丽尔给出的建议很简单：除非你已经用尽所有手段，否则不要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如果非看不可，那就要像挑选外科医生一样慎重。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对孩子有最多的爱，最深的了解，最密切的接触和最强的责任感之人，原本应该成为孩子最稳固的依靠。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可以帮助我们，却决不能代替我们。

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最需要的是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而且你不认为他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