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税，是以改善公共健康、减少疾病风险、筹集卫生经费为主要目的，对危害健康的商品、行为或环境因素征收的专项税收或特别消费税。

目前，全球已有超百个国家对烟草、酒精、含糖饮料征税。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由于对含糖饮料和酒精饮品的税收水平不足，这类产品依然价格亲民，助长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等病症和伤害的增加，尤其是在儿童和年轻人中。

健康税，无声引导消费行为

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于“健康税”的感知，并不在政策文件里，而是在超市货架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葭燕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欧洲的便利店里，矿泉水往往比含糖饮料便宜数倍，选择几乎不需要犹豫。

在我国，大多数便利店里，含糖饮料依然是最容易获得、价格较低的商品之一。多位专家告诉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含糖饮料税迟迟未能落地，并非简单的“有没有意识到问题”。黄葭燕认为，健康税的推进往往与社会发展阶段、公众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在某些阶段，健康问题还不足以压倒其他政策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税视为应对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关键政策工具。目前，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对烟草征收消费税，116个国家针对含糖饮料征税，167个国家征收酒精消费税。税收的核心目标，并非仅仅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通过价格机制引导消费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健康税与财政政策合作中心主任郑榕长期研究健康税政策。在郑榕看来，我国健康税的一大推行困境，在于在制度设计时，健康是否被当作核心目标。

例如，目前我国酒类消费税按品类征收，不同酒种税负差异明显，但并未以酒精含量这一核心健康风险指标作为统一的税基。“如果真正关心健康，税制的出发点应该是‘摄入了多少酒精’，而不是喝的是白酒还是红酒。”郑榕说。

更为关键的是，税收的价格信号也在被时间冲淡。傅虹桥介绍，“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在上涨的，如果税收没有改变，从长期来看，其实相当于税在‘变少’，大家对价格能接受了，税收调节消费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健康税广泛推行并非易事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目前，至少有116个国家对含糖饮料征税，其中许多是针对碳酸饮料，但100%果汁、含糖乳饮、即饮咖啡、茶饮料等很多其他高糖产品却常常不在税收范围内；至少有167个国家对酒精饮料征税，12个国家完全禁止酒精饮料。尽管存在明显的健康风险，但至少有25个国家(主要在欧洲)未对葡萄酒征税。

2025年7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三三五”(即“3 by 35”)全球倡议，呼吁各国提高和重新设计针对烟草、酒精饮料和含糖饮料的税率，以确保在2035年前，将这三类产品的实际价格至少提高50%。

健康税改革在过去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并非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而是背后牵扯着复杂的治理难题。含糖饮料往往更容易被视为“生活小确幸”。政策讨论中，反对声音常常集中在“是否过度干预个人选择”。黄葭燕认为，这种争议本身，恰恰说明风险告知和公共讨论仍不充分。“健康选择从来不是完全由意志力决定的，而是被环境持续塑造的结果。”

对普通公众而言，加税更容易被理解为财政行为，而不是健康投资。从个人角度出发，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共同特点，是风险长期累积、后果滞后显现。“当风险还没出现时，人们很难主动为未来付出代价。”专家表示。

寻求税收与健康的双赢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消费税改革，这为通过更有力的财政措施来解决含糖饮料和酒精饮料的可负担性问题提供了关键机遇。从国外经验来看，较为成熟的健康税改革，往往并非孤立推进，而是与财政安排和公共支出形成配套。当公众能清楚地看到税收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政策阻力会明显降低。

菲律宾在推进烟酒税改革时，将85%的烟草增量税收和100%的酒精增量税收专门用于医疗卫生，包括为贫困家庭提供保费补贴，消除丝虫病、疟疾、血吸虫病和狂犬病等公共卫生威胁等。泰国的做法则更为直接，通过设立健康促进基金，将烟酒税的一部分专门用于公共健康项目，从慢病防控到健康教育，都有稳定资金来源。

黄葭燕认为，大众对于“健康税”的理解应该引导，需要将健康税收入专款专用，建立可感知的“健康回报”。如果部分税收能够明确用于儿童肥胖防控、慢病筛查或健康教育项目，形成“取之于不健康，用之于健康”的良性循环，公众接受度将会提高。

建立健康税的自动调整机制，是维持政策效果的关键。郑榕表示，可以建立自动调整机制，让不健康产品的实际价格随时间稳步上升。而在税制设计上，应尽量减少“替代”的可能，例如，在酒类产品中，则应更多围绕“酒精含量”这一健康风险核心指标进行设计。目标不是区分产品，而是对准风险。

傅虹桥强调，健康税不应被孤立看待，而应与控烟限酒、营养标签、广告监管等措施形成合力。“如果价格、信息和环境同时发生变化，行为改变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他认为，这一转变要求政策制定超越单一部门视角，实现财政、税收、卫生健康、产业政策的协同。

多位专家的共识是，健康税的意义，并不在于一次性解决问题，而在于持续向社会传递信号：哪些消费正在产生更多公共健康成本，哪些选择更有利于长期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