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

作为中国原始创新的高地，在过去20多年里，北生所诞生了多项原创性科学发现，这些发现没有停留在论文里，而是正被一步步做成药，去解决困扰人类的疾病。

作为中国创新生态的观察者和记录者，经济观察报一直试图理解这些成果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期待，这种从0到1的突破能在中国土壤上成林成片，更多来自中国的原创成果能够在全球市场兑现其商业与社会价值。

2026年4月，我们邀请了这个生态系统中四位关键的构建者与同行者，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深度追问。他们是：

华辉安健首席执行官陈彬

炎明生物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邓天敬

昌发展集团总经理、生命科学园公司董事长王颖

北京生命园创投基金合伙人薛园

从识别一个豪赌一般的科学梦想，到陪伴它穿越临床试验的“死亡之谷”，再到应对商业化终极考验，这场对话，不仅关乎药物，更关乎信念、耐心、生态与土壤。四位亲历者的故事与思考，共同拼出了一幅中国原始创新从“幼苗”逐渐成长的图谱。

以下内容整理自现场对话：

原始创新处于什么阶段

经济观察报：2026年1月，肝病新药立贝韦塔单抗上市，为源头创新药物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泽布替尼上市时，北生所所长、百济神州创始人王晓东说这意味着“此路可通”，百济能做，别人也能做。对中国源头创新药物来说，立贝韦塔单抗上市意味着什么？

陈彬：几年前，泽布替尼的上市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它是中国本土企业第一次将Best-in-class（同类最优药物）做成、商业化并出海，非常了不起。

从2012年李文辉教授团队发现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受体NTCP，到立贝韦塔单抗上市，我们经历了基础科学发现、靶点确认、抗体设计、临床前药理和毒理实验、临床试验、申报生产，实现了从基础科研发现到商业化的完整闭环，这都是中国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中国完成的。它的上市，证明中国科学家不只能做追随者，也能做首创者，做真正“从0到1”的创新。

经济观察报：邓总之前提到过，中国不能停留在跟随式创新和技术创新，必须做原始创新。从炎明生物的实践来看，中国在哪些方面具备了开发源头创新药物的能力？

邓天敬：原始创新需要几个核心要素：首先是领先全球的“0”，即基础研究；其次是做药能力，将发现快速转化为药物；最后是临床转化能力，找到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完成“从0到1”的跨越。

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整体上仍需追赶，但已涌现出像北生所的王晓东、邵峰、李文辉、汤楠等做出全球领先科学发现的顶尖科学家。这意味着，我们在某些关键点上已具备了原始创新的能力和储备。

在药物开发能力上，中国已与全球处于同一水平。过去25年，中国从CRO起步，从做Me-too（派生药）、Me-better（改良型新药）药物，到做Best-in-class、First-in-class（同类首创药物）药物，打造了极强的创新技术体系。

最后是临床验证。中国的独特优势在于拥有丰富且高效的临床资源，以及巨大的患者群体。这使得我们在研发最早阶段就能接触到大量患者样本和数据，精准指导靶点选择和适应证探索。

这些优势叠加，让中国在原始创新领域待势而发。我们是走在前面的几个先锋，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基础科研能力增强，原始创新成果可能会像美国波士顿或湾区那样呈井喷之势，大量新药将进入市场。

经济观察报：薛总，十年前，你在辉瑞负责BD时，总部研发负责人还不相信中国有真正的创新药。近两年，包括辉瑞在内的众多跨国药企（MNC）都在中国大量买入优质管线。从你的经历看，原始创新走到了什么阶段？

薛园：大约15年前，我刚进入创新药行业时，想促成中国与MNC的交易难于上青天。那时，行业尚未蓬勃，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创新药。能有今天的局面，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让产业红利释放，也要归功于把产业做起来的优秀归国人才。

这些年，我们经历过追逐式创新、跟随式创新。当下，无论从科研成果的水平，还是从医药产业生态的人才来看，原始创新都到了迸发的时刻。中国正在从大国制造或工程师红利转向科技创新阶段。

从商业角度，我们必须实现“产学研商工”的完整闭环。近期，从商业保险到创新药定价，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支付端有了重大突破，给了创新药价格很大红利。未来3到5年，商业闭环将日益完善，商业环境会趋近国际化水平。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必将像新能源、无人机等硬科技赛道一样，经历从仿制、跟随到领先的飞跃。

经济观察报：颖总，华辉安健和炎明生物都是在生命科学园诞生的企业。相比国内其他园区，生命科学园在原始创新方面有什么优势？

王颖：生命科学园为原始创新构建了“雨林式”生态。做新药很难，从概念到临床再到商业化，需要全链条资源支持，丰富的产业生态对加速原始创新至关重要。

我们的首要优势，是在国家战略引导下，汇聚了顶尖的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从早期的北生所、国家蛋白质中心，到后来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昌平国家实验室，再到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顶尖高校院所，这背后，是一批在中国打下扎实基础、又在海外获得国际化视野和科研历练的顶尖人才，他们怀着推动中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决心回国。这批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有了人，还要有快速的转化体系。这些年，生命科学园搭建了从基础研究、开发、临床转化、商业流通到中试生产的全链条。现在，园区内有60多家专业CXO（医药合同外包）服务机构，能帮科学家将原始创新概念推向产业化。

创新药投入巨大，资金很关键。作为政府平台，我们发起了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产业母基金投资了二三十个在医药健康领域专业的投资机构。同时，母基金和平台公司也发起设立管理直投的基金。通过“母基金+子基金+直投基金”，再加上与银行的投贷联动，我们构建了多元化的金融工具矩阵，以匹配企业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和规模的资金需求。

科学发现与临床转化间存在鸿沟，生命科学园的临床资源是另一大支撑。园区有约3000张研究型床位，有高博医院、北大系、首医系等优秀临床机构。科学家与临床专家正通过共建实验室、团队交互等方式紧密联动，加速成果的概念验证和转化。

最后是政策。从国家到北京市再到昌平区，有一系列针对医药健康产业真金白银的支持政策。例如，针对早期概念验证有专项资金，针对不同临床阶段有研发支持，针对重资产的中试平台有固投补贴。在审评方面，园区设有创新药械服务站和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前置审评咨询和重点辅导，帮助企业和审评机构对话。

如何识别原始创新

经济观察报：薛总，生命园创投对要投的项目有清晰的画像，比高校追学术追得更紧。但原始创新始于一个豪赌一般的科学梦想，如何判断把赌注押在谁身上、押在哪条路上呢？

薛园：我们的投资对象是那些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和企业家。你提到原始创新是一场豪赌，其实也不尽然。我们投资了几十家公司，其中多数都由我们首轮投资，且基本采用了科学家与企业家搭档的模式。生物医药是个特殊赛道，科学家在转化前，已有数十年的科研积累。例如，华辉安健的李文辉老师、炎明生物的邵峰老师，他们在各自领域都有多年积累，贡献早已获国际公认。对于从研读论文起步的早期VC基金来说，长期跟踪这些科学家及其领域，使得投资决策并不困难。

以炎明生物为例，它是我们投资组合中很有代表性的项目，对这样的项目，我们坚定看好，并致力于在孵化阶段就提供全方位支持，陪伴项目从种子到开花。

经济观察报：颖总，生命科学园里有很多做基础研究的实验室，但并非每位科学家都适合创业。投资时，你最看重科学家什么特质？

王颖：投资归根到底是投人。人不是万能的，擅长科研并不等于能成功将药物和企业做成。所以，作为创始人的科学家，最关键的就是有远见和资源整合能力，或者说，有吸引追随、陪伴他的团队的力量。

成功的企业，如炎明生物、华辉安健、百济神州，都是由“科学家+企业家”形成组合和合力。这要求科学家不仅在特定领域有多年积累、具备全球领先的科研能力，还要对临床有理解，能整合临床专家资源。同时，科学家与企业家之间能否惺惺相惜、相互信任、分工协作，摸索出高效、分工不分家的合作机制，也特别重要。

创业不同阶段，科学家面对科学发现和企业商业化的不同问题。做科学要专业、专注，企业发展要务实求真，面对不同选择时，科学家的果敢、决断和领导力是商业化转化的关键。他们会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和变化，灵活应对、不断解决问题很重要。其实，这些特质都能从其过往的科研经历中窥见端倪。

早期创新药的风险投资，需要投资机构与创始团队紧密互动和深度理解。投资者必须耐心，因为创新药可能失败，原始创新更是进了无人区，需要投资人与创新团队共同面对挑战、攻克难题。

经济观察报：邓总，相比做跟随式创新的公司，你们融资的难度有什么不同吗？

邓天敬：我想先分享一下我对原始创新的看法。前几年，中国主要做跟随式创新，这与原始创新有本质区别。

跟随式创新好比攻打山头，别人把路铺好了，你的风险在于能不能造出更快的车、更好的武器。而原始创新是无人区，要去探索新路，天生就有巨大不确定性。

在美国，100家从事原始创新的公司中，可能有95家会失败。只有当中国投资界能接受并容忍这种高失败率时，才是源头创新药物真正突破的时刻。如果认为所有科学发现都能转化为药物，那不现实。原始创新的最大价值在于瞄准临床需求，并找到潜在解决方案，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其极高的失败率。

从投资角度看，必须有一套很好的体系——通过计算成功概率、回报率，并依托庞大的市场来覆盖那95%的失败风险。这套体系在海外已经成熟。

做企业需要三个要素：人、精神、资金。对做原始创新的公司而言，资金尤为重要。做公司与做研究不同，研究可以五年不发论文，但公司等不起，必须在既定时间点达成里程碑，否则投资人的信心就会动摇。

在融资过程中，我们经历过市场低谷，但国家鼓励原始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大趋势最终让我们享受到巨大红利。我们能融到钱，原因有二：第一，我们一步步实现并超越了投资者的预期；第二，我们所做的，正是这个时代和国家所需要的。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经济观察报：我想追问薛总和颖总，前两年“资本寒冬”中，你们为什么依然持续向炎明生物、维泰瑞隆这类长周期项目注资？

薛园：作为早期基金，我们更关注选择、赋能并长期陪伴项目，主动承担风险、勇敢定价和领投，无论市场冷暖。“资本寒冬”是产业曲折前进中的小波折，相对于中国原始创新终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这一历史大势，其长期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在市场最不好的时候，真正优质、由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和企业家领军的项目，依然会获得支持。这是抱团取暖、共克时艰，也是对顶级优质项目的长期基本认可。

当然，资金有成本。在艰难的时刻，我们在识别项目价值时，会更脚踏实地，有更稳定的长期规划，平衡科学探索中的风险。在项目投后管理和赋能中，我们会更密切地关注企业现金流情况。针对发展较顺利的公司，我们会每季度看项目财务情况；针对重点孵化项目，我们每周都会关注其现金流情况。

王颖：“资本寒冬”迫使投资人和企业家更深入地思考：管线是否满足临床刚需？是否同质化内卷？是不是有差异化的全球原创？研发定位和商业化模式是否清晰？在子弹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更合理分配、高效使用？这其实推动了行业去泡沫化，让大家更理性、更客观。

应对“资本寒冬”，需要政府与市场化机构形成合力。政府引导基金发挥着逆周期调节作用。例如，总规模200亿的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在“资本寒冬”中落地昌平，给了区内企业强有力支持。

我们的策略是利用多元金融工具组合配置，通过母基金投资不同风险偏好的子基金，有的是风险厌恶型，有的就希望支持原始创新，通过它们来匹配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同时，我们自己的直投基金也在支持企业与发现并培育伟大企业间寻找平衡。真正拥有临床价值的好管线、好企业，最终是会得到投资人认可的。

经济观察报：颖总提到的这些支持，陈总一定感触很深。华辉安健在2024年初获得的那笔投资，堪称雪中送炭，可以分享一下那段经历吗？

陈彬：现在回想，那段时间确实非常煎熬和艰难。新冠疫情期间，华辉安健曾开发过一款全球领先的新冠药物，显示了较好的临床效果。但新冠病毒变异和疫情防控变化都很快，最后，我们面临困境。

就在那个时刻，我们获得了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额度最大的一笔支持。我特别感谢我们的投资人，他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懂科学、懂行业；二是有穿越行业周期的定力。这特别不容易。

我们在新冠项目迎难而上，也锤炼了我们的CMC（生产工艺）放大能力和临床团队的快速应变能力，这些后来都反哺了核心产品立贝韦塔单抗的开发。历经新冠一役，华辉安健成了一家更有韧性和执行力的企业。

经济观察报：邓总，你和邵峰之间有过理念交锋吗？

邓天敬：目前还没有。一开始立项时，邵老师和我就想清楚了，做原始创新风险很高，有几种方式规避风险：第一，花小钱把多个项目做到一定阶段来增加成功率；布局多个靶点，主要做First-in-Global（全球首创），也在已知靶点上探索新机制，做差异化。

在决定做什么产品和项目优先级时，我们会有不同意见。我有两点经验，第一，科学家的坚持很重要，他们在科学上的敏感性非常关键；第二，要相信顶尖科学家的智慧，当把所有市场情况和他分享，让他看到商业上的可能性后，他会做出正确判断，关键在于建立机制，将市场和商业信息透明化，充分讨论。

在科学上，邵老师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人，这对项目很有益。在企业里，他会提出建议，会问“这样行不行”，或和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做。我们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

经济观察报：市场上曾有“再也不投教授创业”的声音。薛总，你如何看这个观点？

王颖：科学家创业的关键是他能不能聚人。科学家要有空杯心态，清楚自己的能力边界。只要心态开放，在不同阶段引入合适人才，最终形成团队作战能力，就可以了，不能一概而论说科学家创业就不能投。

在一些失败的科学家创业案例中，往往是科学家对不擅长的企业经营过度自信，没有整合到合适人才，导致决策偏差、信息不对称，走了弯路。

为什么海外科学家创业成功率高？一个重要原因是其C-level（首席官层级）的人才储备非常充分，形成了成熟的公司治理与运作机制。

经济观察报：薛总怎么看？

薛园：市场对教授创业这件事有点妖魔化了。

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转换为“如何帮助教授更好地创业”。作为早期孵化基金，我们一直在实践如何做好原始创新成果转化的桥头堡。在实操上，我们有两个角度和其他市场化基金、更关注成长期成熟期项目的同行不太一样：一是接触早，在公司成立甚至项目立项前就参与探讨成果的转化方向，帮科学家去匹配合适的人；二是从落地角度，我们和孵化器共建了一个创服空间，它虽然只有一两百平，但可以为早期创业者提供低成本、快速启动的地方。也得益于生命园孵化器的支持，我们在孵化器里共享实验平台，给了企业一个做概念验证和成果转化初期准备工作的地方。几年来，这个创服空间走出若干公司，如罗敏敏老师的健达九州、陈婷老师的得诺生物、转化自同仁眼科的孟眸生物、转化自医科院病原所的赛蕴生物，以及清华大学贾怡昌老师的神济昌华。

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副驾驶”，帮忙不添乱，不过多掺和公司的日常运营，但要在早期阶段帮创始人找好视角和好应用领域，去面对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进行有效的方案执行和落地。以孟眸生物为例，我们不仅协助科学家将成果从医院转化出来，还为公司找到了合适的CEO、COO、CMC负责人。现在，孟眸公司的产品已经进入临床，上了若干个患者，效果很好。

原始创新如何成长

经济观察报：针对科学家创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生命科学园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王颖：在园区里，由科学家创办的企业已有一百多家，人才短缺问题很容易出现，必须用专业化、系统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作为园区运营方，同时本身也是基金投资机构，我们要为企业做投后赋能，因此专门成立了一家针对科学家群体的人力资源猎聘公司，帮助多家企业找到了合适的CEO和其他C-level高管。

比如一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眼科罕见病的公司，随着企业发展到新阶段，需要进入商业化并筹备资本市场运作，需要补齐人才。通过这个猎聘公司，我们为它找到了一位在产业界有丰富商业化和管理经验的CEO，这之后，它在管理、经营和资本运作方面的能力边界扩大了，后续融资也越来越顺畅。

还有一家为细胞基因治疗领域提供自动化设施设备的公司，它想开拓国际市场时，我们就帮它找到了一位拥有海外BD（业务拓展）和商业化经验的人才，迅速帮助其海外业务打开了局面。

除了人才猎聘公司，园区还通过早餐会、学术沙龙、生命科学创新论坛等活动，创造让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相互对话、了解和合作的机会，促成了各种化学反应的发生。

经济观察报：薛总，听说邓总和邵老师的第一次会面就是生命园创投促成的？

薛园：这个故事或许邓总讲更合适。我们团队的龙小腾博士促成了这件事，我们希望促成更多这样的事。我们一直关注生物医药赛道，关注生命科学园里几个顶尖科研机构的成果，积极识别潜在的转化和创业人才。当时，邵老师的科学成果有目共睹，我们一直在跟他探讨转化的可能。他对转化有想法和需求，希望有一个优秀的CEO和他一起做。

邓天敬：等我退休了，我想写本书，把生命科学园里的很多故事写出来。我从2006年就到生命科学园，经历过好几个公司，有的公司已经非常成功了，有几千亿市值。炎明生物的诞生也有机缘巧合，当时，邵老师在寻找能帮助他去做企业的人，而我在寻找可以一起做事业的科学家，生命园创投起到了桥梁作用。我手机里还保存着2020年5月我、邵老师和龙总三人第一次吃饭的照片，那是炎明故事的开始。

包括颖总这边，从我们创业想法萌芽时，生命科学园就给了从资本到空间到政策的巨大支持，这是能够给一个初创企业的最大支持，我一直很感恩。

经济观察报：在企业的早期研发、临床试验、商业化等阶段，生命科学园可以怎么帮到企业？

王颖：园区和政府引导基金能做的，是围绕创新药全链条布局，引入从临床前研究、临床开发到商业化的各类专业化机构，让它们在园区得到良好发展，并和企业发生紧密业务对接，相互赋能。我们希望把这个链条做得越来越对、全、精。比如，在合成生物学这样的底层技术领域，我们与丹纳赫共建了创新技术平台，引入了高通量菌株筛选构建和质谱技术。

经济观察报：在生命科学园，企业在方圆一公里范围内能迅速找到合作伙伴和配套资源，陈总可以谈谈园区生态给华辉安健的赋能吗？

陈彬：华辉安健在生命科学园11年了，可以说，我们是和园区生态一起成长起来的。

2015年，我还在强生工作，负责在中国寻找新项目和新平台，我跑了全国各地很多生物医药园区。当时的生命科学园给了我两个感受：第一，这里科学家很多，在科学层面特别活跃；第二，很多科学家还沉浸在单纯做科学的环境中，产业化在起步阶段。

华辉安健就是那年成立的，在不同发展阶段，园区生态都给予了我们关键支持。

在早期研发阶段，园区已经有了自己的CXO、动物模型公司。华辉安健还和园区共建过一个抗体工艺转化平台，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个平台帮我们快速将实验室工艺进行转化。我们最初的设想，也是把它作为一个同时帮助其他企业孵化新项目的大分子工艺平台。

进入临床阶段后，我们需要开发临床伴随诊断试剂。在园区一两公里范围内，我们就能找到体外诊断公司。

现在，到了商业化阶段，园区内也有大型服务公司，它们的商业化团队不在这个园区，但能帮我们对接总部资源，在药品配送、冷链供应等环节给我们支持。

跨越转化的关键一步

经济观察报：原始创新最关键的一跃，是把实验室药物分子变成药物。请陈总先谈一谈。

陈彬：加入华辉安健前，我在强生、拜耳负责过临床部门，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较成熟的市场做过临床。回想起来，那时的工作很简单，外企资源丰富，钱也多，而做创新药离不开资本。

立贝韦塔单抗的适应证是乙肝合并丁肝感染。90%以上的“一带一路”国家都是乙肝、丁肝高发国家，所以我们自然地走进了这些往往不被跨国药企重视的区域。这些地区监管稳定性、临床能力及临床配套能力都较薄弱。

我们选了蒙古国和巴基斯坦作为临床入组国家，它们都属于丁肝高发国家，而且无药可医。蒙古国只有300万人口，但有10%感染乙肝，其中60%同时感染丁肝。巴基斯坦有超2.3亿人口，约8%感染乙肝，其中超10%同时感染丁肝，丁肝患者达80万人到100万人。这两个国家的丁肝患者都年轻化，在巴基斯坦，八成丁肝患者在40岁以下，是主要劳动力。

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蒙古国没做过创新药，不知道临床试验怎么做，我们帮助这里建立了临床能力；巴基斯坦则存在安全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华辉安健能完成注册临床，并在中美两地拿到突破性疗法认证，是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我为华辉安健的团队骄傲。

经济观察报：要不要借机呼吁一下，让政府和资本给原始创新更大支持？

陈彬：我想呼吁投资人能更大胆地去投那些真正的、没有先例的创新靶点。一些投资人常问，“这个靶点在美国有公司做吗？”“中国有几家公司在追？”我觉得这不是投原始创新的心态。

我也呼吁国家能看到创新药的规律，在定价上能更灵活，有一个多元的、基于临床价值的定价体系。今天来的路上，我看到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我挺激动的。这说明党和政府在关注这个行业，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在做商业化，卡点就在定价和支付问题上。创新药九死一生，面临的95%都是失败，如果定价时只考虑生产成本，不考虑研发投入，和为那95%的失败所付出的代价，如果真正的源头创新药还要和仿制药、Me-too和Me-better药物一样被砍价，那企业是没有创新动力的，因为从一开始就知道无法回本。

经济观察报：邓总，我记得两年前你提到过，炎明生物的粮草、兵马、路线都已经备好，就差临床试验这个关了。

邓天敬：在临床试验方面，炎明生物和华辉安健不太一样。李文辉老师的科学发现和疾病紧密相关，乙肝和丁肝病毒受体就是针对乙肝和丁肝。而邵老师的科学发现和疾病虽有关联，但具体是什么关联还要去寻找。

我们这样做原始创新的公司，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把科学靶点开发成有效分子，不管是大分子、小分子还是基因疗法。我们花了四年左右，解决了世界上无人攻克的一些难题。针对好几个靶点，我们都是全球第一个找到有效分子的公司。

第二步，弄清楚这些分子和哪些疾病有密切关联，这是挑战所在，也是机会所在。

第三步，才是真正上临床。我们用5年在5个靶点上，开发了14个分子。“从0到1”的源头创新药物存在一个价值折返点——患者身上的概念验证，即拿到临床IIa期或临床II期数据，我们有6个分子马上要到这样一个临床阶段。接下来，我们就要以最快速度出数据。全新机制的免疫领域新药一旦在大的适应证上得到临床验证，就可能对应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美元的价值。目前，我们在做很多适应证，如脓毒症、炎症性肠病、神经性疾病。我们的目标是在2027年下半年，6个项目都能得到临床验证的数据。

原始创新时代将至

经济观察报：关于原始创新，大家想给有志于创业的年轻科学家、企业家什么建议？

王颖：第一，要以终为始。做创新药最终是要解决临床未被满足的需求，这很重要。

第二，对创新转化路径，希望创业者和投资人心态都能更开放。科研转化不是只有成立公司这一条路，也可以通过权益转让、授权、合作开发等方式与成熟企业对接，或在不同阶段通过并购、重组、整合实现行业效率的最优解，最终目标是让成果走向临床。

第三，创新药技术门槛、投资门槛很高，投资机构要足够专业，要对新技术、商业化路径有钻研和理解。企业也要找到适合的资金，因为不同资金的属性决定了它能承受的风险和退出的周期。

国际化也非常重要。我们的商业和资本体系需要跟国际资本、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充分互动。现在，很多海外优秀标的融资也很难，它们非常看重中国的研发效率和临床优势。我们要积极拥抱海外创新资源，将其和中国优势资源结合，取长补短。

薛园：从投资人角度来说，基金的工作包含几大模块：募、投、管、退。我们也特别希望能跟更多长期耐心资本合作。因为我们发的每一期基金都是十年的，这就要求出资人、母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的周期要比十年更长。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赶上这个拥护原始创新、支持生物医药赛道的时代。

我还希望，整个商业环境能更市场化、更开放，无论是在药品定价支付上，还是在项目退出路径、资本化路径上。对比发达国家，我们的创新药产业要跑通商业化闭环，支付体系和资本市场的作用都不可忽视。

邓天敬：做炎明生物这五年，我们非常幸运，有好的科学和投资人，进展也不错。同时，我感到这条路挺难走。每一天，面对的90%都是负面的实验结果，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会冒出来。我的经验是，必须相信自己，必须有定力、魄力，集中资源，把团队揉在一起，去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

经济观察报：什么样的问题呢？

邓天敬：临床的问题、化合物的问题、机制的问题……做科学，就是会有很多完全想象不到问题。如果企业家或管理层失去了定力，那整个团队都会慌。而一旦把问题解决后，公司价值就会提升，团队信心就会增加。

陈彬：我和邓总的想法一样，定力很重要。

我是学力学的，工程上的误差一般在千分之几，要不然摄像机就用不起来，火箭也上不了天。但在生物学、创新药领域，如果实验误差在百分之二三十，大家就会觉得挺好。在力学领域，三大力学几百年来就固定在那，而生物学每天都有新知识爆发出来。创新药行业天生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科学家和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做创新药很难，做“难而正确的事”要有定力，这个心态很重要。

第二，心态要谦卑。基础科学发现只是开始，创业过程中，毒理实验、药理实验一做就是一年，临床试验一做就是几年。生产工艺放大带来的不确定性，一堆问题需要解决。无论是时间还是金钱投入，都是基础科研的成百上千倍。

我记得李文辉老师说过一句话，那也是我决定加入华辉安健的原因之一。他说：“我们做科学的，现在来做药，我们其实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我觉得一个科学家，一个发现了两个关键受体的病毒学家，能有这样的认识，值得很多科学家创业者学习。

经济观察报：最后，请每位嘉宾用一两句话，谈谈对今天论坛主题“追寻原始创新”的理解或期望。

陈彬：中国做源头创新药物的时代到了。

邓天敬：原始创新很难，需要全社会各种资源正面的支持。

薛园：我们已经迎来了生物医药源头创新转化的创新浪潮。我坚信中国很快会诞生万亿市值、有价值、国际领先的创新药公司。

王颖：昌平的谐音是“champion（冠军）”。我相信中国的原始创新会从生命科学园走出，成为全球的冠军。

（作者 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