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在于思想制度层面

第三个观点，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回头看，人类在进行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有一个逻辑在那里，它是循序渐进的。1840年的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大门，我们就认为需要学习西方的这些技术，所以就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技术、经济层面的改革。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人们产生了更多的反省。反观日本的明治维新，花了30年时间解决了日本的基本崛起，当然崛起的核心是由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而发了大财，日本才彻底崛起。日本崛起用了很短时间，明治维新是在学习西方。甲午战争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认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解决制度的问题。理想派有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走君主立宪的道路，还是保持传统，但这样的斗争根本没有推翻满清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又爆发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就上升到了更高的层面。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军事层面，什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其实根本要在思想制度层面解决。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意义是我党在革命后的一种总结，五四运动的本质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追寻了170年历史中的最具分水岭意义的一个事件。它彻底的否定传统、全盘西化，开启了又一个现代的中国。今天中国的逻辑就是从“五四运动”演绎而来的。

其实西方列强并不支持孙中山革命，只有苏俄支持，黄埔军校也是由苏联人出资建的。国民党、共产党这两个党都是鲍罗廷作为顾问。两党实际上是相辅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外来党，也就是由共产国际主导和推动而成立的。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党三大口号就是联俄、联共、辅助工农。这两党都是按照列宁的国家理论、政党理论建立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党国制，党是至高无上的，党领国、领军、领政、领民，所以中国就走向了一条党国道路。

中国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从五四运动、私权的党国，再到后来的新中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三大模式。这就是根据我的理解而进行的历史梳理。 

两个版本的现代化

中国历史从1949年到今天的核心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中国经历了两个版本的现代化。当然我的看法不见得是成熟学说。

1949年后，我们基本上是全盘的苏联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150多个项目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另一个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大国，研制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在文革中期还有一个三线工厂，三线工厂很有意思，是我们把苏联援助的这些项目消化吸收后，进行再复制。

建国后的前30年我们就把意识形态抽象掉，这种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主，然后用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重工业和工业的资本积累。比如当初需要用布票、粮票，还要勒紧裤袋，这是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很多人问，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不开放？那时候开放可行吗？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两大对立阵营。中国去参加联合国会的时候，国库里拿不出一张美元，因为西方对我们都是封锁的。不要忘记历史，当年中国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的过程中走来的。

当时，苏联版本的现代化已经走不过去了，其实，苏东也在探索改革、中国也面临新的选择，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中国人革命的目的是要国家富强，穷社会主义不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最大的核心凝聚力量。现在回过头看，邓小平改革的时候，比今天要再一次改革简单得多。因为那时没有利益体，没有任何利益集团。毛泽东时代的整个中国社会很简单，共产党的干部25级制，一级工资400块钱，25级的工资大概是25、30块，工人有8级工资制，所有的财产都是国家或集体的，没有任何一分钱的私权，那个时代是一张白纸。

第一个版本的现代化是走苏联路线的现代化，学习苏联。经济学中讲发展，基本的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首先，人力资本从何而来？伴随每次现代化的大运动都伴随着一个智力吸收的过程，就是留学生运动。毛泽东时代，大家都到苏联东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把自己的孩子也都留到苏联留学，解放后这些人全部回国来建设，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这样的形成过程。第二，资本如何来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只能用工农业剪刀差，来完成工业化建设。第三，我们的技术从156个项目中获得，用的都是苏联、东欧的技术，156个项目相当于现在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

从毛泽东时代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的现代化，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

1970年代，那时是中国最诡秘、最具变化、最具波澜壮阔的年代。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意味着文革的破产。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再一次跟西方结盟，其实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建国跟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用中苏结盟来对付西方自由世界。后来中苏关系交恶，1972年尼克松访华就是中美握手，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过去是中苏联盟对付美国，后来我们反过来跟美国结盟对付苏联。因此我认为今天整个世界的格局，从1972年尼克松踏上中国的那一刹那开始，整个世界的逻辑就开始演绎了，就是中美联手对抗苏联——苏联的倒台——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1972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1973年邓小平复出，直至1975年。1976年又是很关键的年份，毛泽东的去世意味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当时打倒四人帮是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的那个时期。从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这近20年实际上是开始演绎从苏联模式向西方模式转变的又一次转型，其实这些年是一个过渡转型的时期。因此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年份包括：1972年、1976年、1978年、1989年。虽然我们改革开放30年有点像从1840年到辛亥革命，也开始走技术和引进外资的路线，也开始在制度上学习。今天，中国又站在了另一个改革的关键路口。

“两个改革、三个遗产”促成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 

关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开放30年最核心的是两个伟大改革：一是价格改革，宏观经济里的价格改革建立了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是微观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长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家阶层。关于现代企业制度我有一个观点，即企业家的三个划分。在1992年之前并没有现代企业的法律制度，所以那时候的企业家基本上是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到1992年后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条例，中国的企业开始进入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再到海归派引进西方现代企业形态、填补先进行业在中国的空白，完成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了这两个伟大制度的改革，奠定了我所讲的当今第二个版本的现代化。实际上我们是以美国为师，走的是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道路。中国过去是计划经济，今天是市场经济，过去是公有制今天对应的是混合所有，甚至是私有或民营经济占到很大比例的体系，这样就产权明晰了。

因此，价格改革、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这30年的两个最大改革。今天人们都在讨论是否有中国模式。不管是叫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这两项改革是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但是仅仅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私营经济、没有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也没有今天整个经济的蓬勃生长。

在上述两个改革的前提下，我认为，中国过去的体制留下了三个重大遗产：

第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某个乱世后，乱世的终结者基本上会是一个强人时代。这种历史人物都备受争议，但他们一定都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秦汉、隋唐，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幸运的，中国历史上，元、清的版图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从秦汉、隋唐到今天，是以汉人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体系的大版图。把历史拉长来看，通过1840年，历经百余年的纷争、混乱，中国今天仍然幅员辽阔。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制度，但一个强大的力量终结了纷争混乱的历史，毛泽东就是这一乱世的终结者，同时他又建立了历史上又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当邓小平把国家机器接到手上时，当他说让每一个螺丝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就今天讲的举国体制。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今天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其实是为中国转化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而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如果要讲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经济，或者叫企业家精神社会化。因为省委书记就相当于董事长，省长就相当于这个省的总经理，其实是一种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化，大家都在搞经济建设。这是第一个伟大的遗产。当然今天我们所批判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而带来的。

第二个伟大的遗产就是土地，今天我们还是在吃老祖宗的饭。1949年，所有财产归公，包括跨国资本，比如我们讲的黄浦江、外滩一条街全是国有资产。今天实际上还是政府的，属于国有资产，连土地都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征用土地。我与台湾人交流时，他们说，要趁价格低的时候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现在台湾是土地私有，土地价格都涨起来了，修一条高速公路根本修不起来。所以我们在城市化的运动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土地国有和土地集体，我们才能演绎“春天的故事”，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就造就了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共产党强大的中央集权，如果不是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伟大遗产是廉价劳动力。农民没有土地了，就到城市里打工。我不同意用“农民工”这个词汇，其实应该称之为“新兴产业工人”。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工就是新兴的产业大军，有3亿农民工因为没有土地而离乡背井。

我认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经验，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和产权改革这两个基础，没有中国这过去的三个遗产，就不能够取得我们今天的成就。中国经济30年巨大成就的首功当然是政府主导经济。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县域经济的竞争，但他只是看到了其中一面。由于整个社会、整个党的体系以GDP考核为核心，而且由于是政府进行主导经济，中央政府搞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县里搞招商引资。回想历史上香港的招商引资，基本上全球招商引资都是省委书记的头等大事。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改革开放30年，又分三个时期。前10年是改革体制的准备期、过渡期、奠基期，我刚才讲城市的改革核心是企业改革，然后是价格改革带来整个宏观经济体系的转型和改革的发生。在第二个10年里，1992年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都只记得邓小平南巡，其实还有1991年苏联、东欧倒台这个大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压力。邓小平南巡把中国彻底扭转到还是坚定的改革、坚定的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此之前的叫法包括：“小农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商品经济，还没有谈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道路，是伴随漫长思想斗争和交锋走过来的。

1992年还有一个很重要事件，当时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两个文件，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试行条例》和《股份公司试行条例》，到1993年才出台《公司法》，1996年出台《合同法》。所以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于企业没有任何制度，1992年之前的企业包括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国有企业、个体户、合资、外资企业。所以在19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是很悲怆的，因为他们没有所有制的保证，没有企业法律框架来建设企业，所以要戴着“红帽子”。另外，可能会由于产权模糊，而导致牢狱之灾。过去发生很多类似的悲剧，当然也有成功的企业案例。

所以，1992年这些政策和改革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经济建设完全的走向市场，我们所讲的市场是以改革和市场为核心的。1989年后，整个西方封锁中国，当时中央的核心工作就是两件事，一是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所以采用的基本是跨国公司案例。因此那时候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都会得到主席的接见，但今天跨国公司领导来见一个主管部门的处长都难上加难。我记得有篇文章写的很好，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跨国公司立了汗马功劳。我们要说公道话，那时候的确是用跨国公司来打破了西方封锁。当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用中国最惠国待遇来挟制我们，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加入WTO，彻底铲除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中国加入WTO这10年，也就是本世纪的最初10年应该称之为“黄金的10年”。1980年代改革体制的铺路，1990年代我们完全从西方引进跨国公司，2001年加入WTO，没有这20年的奠基就没有这黄金的10年。这10年我们从全球经济第7位跃到今天第2位，这是最核心的标志变化。

中国最大的信心在于民间创业和企业家精神

展开大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是什么框架？这60年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两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毛泽东时期是走的苏联版本的现代化。毛泽东时期基本是把一个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工业国，初步工业国的标志就是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的建设。邓小平所说的小康社会是把中国从一个初步工业国建成一个新兴工业国。现在我们讲的转型就是从新兴工业国迈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中等发达国家就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崛起、消费经济的崛起。在从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今天中国遇到的所有挑战，包括宪政、现代性、社会现代化，都来自于转型带来的挑战。

对于中国未来，我的基本判断是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经济现代化。虽然今天很多人有忧患意识是对的，但我认为国与国就是块头对块头，从世界上来讲，我们已开始是一个强国了。这并非自大。再过1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一万美金。而且，这只会提前到来。当经济崛起后，本币开始持续升值。从人均4000美金跨到1万美金，会不会出现拉美模式？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比如韩国、中国台湾，从3千美金到1万美金用了10年，甚至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当人均GDP达到1万美金，中国的GDP接近10万亿美元的时候，国际上就可能只有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三大经济体系。

我认为所谓中产阶级崛起就是经济结构服务化。城市人口占60%，第三产业占60%，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这三个指标大概十年内会做到，那时中国经济现代化就大功告成。再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和国家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建设可能还要用30年-50年的时间。抽象的讲，首先要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才有民主社会。高度法制加上高度民主才能叫做高度文明，我相信中国一代人比一代人聪明。这是我对未来中国大体框架的看法。

从学术界角度看，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是相对而言，刚才讲我们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从1840年到今天，大国崛起了，我们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我们的经济在持续高增长，虽然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好的方面，但我一直很乐观。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曾在演讲中说“当年有志青年参加革命，革命的洪流浩浩荡荡，有叛变的、落伍的、枪毙的、死掉的，但是谁也无法阻挡革命的洪流”。今天创业的浪潮，企业家精神在中国完全社会化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浪潮，就像当年革命洪流一样浩浩荡荡，谁也阻挡不了。太多老板倒下，太多老板被抓，太多老板坐牢，甚至离世。但是这个革命洪流谁也阻挡不了，因此今天中国最大的信心就在于民间的创业和企业家精神。 

当今世界的四个核心问题

我认为今天的世界完全变了，不能用西方崛起几百年的体系，不能用这样一条思路和逻辑或一个所谓的人类文明来看我们今天的世界和中国的崛起。当今世界有四个很核心的要素：

第一是网络，在第十一届亚布力年会上，微博显示了巨大无穷的力量。网络的兴起最本质是搜索引擎的诞生，我们过去要去图书馆学知识，需要查编号、添表格，图书管理员跑到图书室到处检索给你拿出来，这个过程的成本很高。但今天你把手机一打开，比如说Google一下知名人士，他们所有的言论都会出现，一瞬间都可以获得这些知识。所以过去知识是力量，知识是最昂贵的东西，今天，空气和水变成战略资源，知识变成了最廉价最容易获得的东西。搜索引擎的发明颠覆了人类知识的体系，让所有的只要有一定技能和理解能力的人都可以获得所有知识。获得所有的知识就意味着民主的普及化，就是世俗力量社会的崛起，就是打破过去思想被少数人（精英阶层）垄断的这种现象，一定要看到它逻辑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讲的网络创造的Google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我自己的理解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第二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本质是什么？过去李嘉图的理论是一国和一国的禀赋优势，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颠覆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国与国的禀赋优势已经转移到公司与公司的禀赋优势。我没有看到经济学界里有这样的见识被提出来，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个产品进行全球的要素配置，一个产品的全球要素配置就是把比较成本从国与国衍生到公司与公司，是公司力量的崛起。那么最终民族和国家会不会消亡呢？我们不能做这个定论。有一篇文章对我启发很大，过去我们经常批评跨国公司，现在提出了“全球化的公司”。全球化的公司和跨国公司是两回事，跨国公司的定义就是在两个国家有机构，而什么叫全球化的公司？是一半的雇员是在企业所属的国家之外，一半的收入来自于本国之外。比如诺基亚等很多公司，诺基亚的产量在中国占80%，但它是外国品牌，我们的消费取向决定它的生死。不要认为它是跨国公司，实际上它是中国的公司。因为全球化公司的意义很大，所以当它的收入、雇员一半以上是来自他国的时候，这个公司就不是姓中国或姓其他国家了，它已是全球化公司。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就是公司的崛起，是全球化公司的崛起。禀赋优势已从国与国的配置转到公司的配置，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革命性的思想和理论，这是当今世界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就是气候变暖。气候变暖的本质是什么？我曾讲过，石油和煤炭是不可再生能源，这不可再生的能源实际上是太阳系的能量守恒定律。这是40亿年地球的储备，太阳能通过光合作用，火山、地震又把树木等植物埋到地下形成了今天的煤和石油。40亿年的储备都是可以用完的，工业文明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再生的化学能源的基础上。工业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屈服自然、服从自然、最后和自然合作，叫做天人合一。中国对农业文明的思想体系是最完善、最繁华、最美妙的。我经常讲宋代的文化就是我们农业文明最高、最先进的写照。工业文明是因为我们想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战胜自然，我们希望把人的力量延伸。工业文明的概念是把人的动力体系转用化学能源来创造出动力体系，其实是人的能量延伸，所以我们“千里眼、顺风耳、嫦娥奔月”的理想都实现了。但这种文化带来的工业文明最大的坏处就是夸张的文明、浪费的文明。我常说，我们的首都机场是工业文明最后的一座墓碑，造了宏大的天穹，冬天要消耗很多能源来保持它的温度，夏天要消耗巨大的能源保持它的凉爽度，这很浪费。因此，我认为气候变暖的本质就是在批判、告别工业文明，我们要进入新的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就是生态文明，是一种简约的生活。把今天的享受全部丢掉并不现实，因为人活着是为了舒服，包括一切的经济活动、衣食住行，包括保险——我称之为“安全的需求”，其实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生存和生活舒服的需求而发展的。因此，没有人去讲气候变暖的本质，这意味这我们在告别一种文明，并在探索一种新的文明，新文明是什么？我们现在说不清楚，但方向清楚。

当今世界第四个最伟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我把“中国的崛起”称之为“世界最大的麻烦”，这个词是最准确的，为什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古老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人类最大的挑战课题。前面讲的网络时代、经济全球化、气候变暖这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各个国家的义务多少不同，争论之后最后就会形成协议与平衡。但是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的麻烦”，因为中国的崛起挑战了一切。未来将是怎样的结果？无非是三种现象：第一种是，中国纳入西方世界的体系，西方世界特别希望是这样的结果。但我们中国人愿不愿意？我认为愿意是应该的，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很大的世界冲突。第二种就是挑战西方世界，我相信中国人都不会接受这种方式，因为目前还没有到挑战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能力和必要，也就是说今天世界的普世价值还是存在的，我们要逐步认同，而挑战就意味着要战争。第三种结果，实现国家的相互欣赏，这种相互欣赏是一种共存的体制，会不会有这种结果？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未来是没有悬念的，一个清晰的发展逻辑就是我们在走全人类走过的共同道路，我们未来的方向也是清晰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大量的纪念文章中，我有一个观点，未来30年的国家应该坚定地建设法制国家，坚定地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策。当然，这两项改革的推进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我认为这是未来中国的基本路径和方向。

最后，谈谈对社会的看法。由于中国的崛起，经济增长引发人们对公平的讨论，公平成为社会的头号问题。公平问题涵盖了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权贵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政府权力无边界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生态环境的问题。我并非为党说话，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谓五大平衡其实就是因为共产党看到了五大矛盾，五大矛盾基本属于经济层面——第一个是沿海和内地的平衡；第二是城乡的平衡；第三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平衡；第四是经济发展后和环境生态的平衡；第五是中国经济崛起后外资和内资的矛盾。这五大矛盾属于经济层面的矛盾，更上一层的矛盾就是公平带来的一切问题。因此现在中国社会上的思想很活跃，前段时间在讨论宪政，现在思想界最尖端或分水岭的讨论就是关于中国模式。

我们通过各种学习可以进行这方面的探讨，这种学习还是源于亚布力。因为我们天天做企业的时候并不会想到这些，而在亚布力，大家可以说出一些观点，可以讲述中国崛起的点点滴滴。以上我讲述的就是通过这些年的学习、看书而积累的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