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否定高考制度，作为探路者的我们，就一定要高考么？
共有产权式的做法合情合理合法，利远大于弊，值得支持，而且应该全国推广。
如何评价日本周边国家渔业受到的影响，东电及日本政府该如何向周边国家做出解释，已成国际焦点。
虽说“赎”比“禁”好，但淘汰“电摩”按现行办法操作，政府的“道义风险”犹存。
我们必须再次掀起改革的浪潮，让那些与民争利的官营企业尽快地与政府脱钩。
官爸爸们以家庭的和谐取代社会的和谐，最终可能是家庭和社会的双重不和谐。
当武器的批判真的代替批判的武器后，“变革”也好，“变革者”也罢，其声音都会一下显得微弱。
以色列在动荡纷呈、变化不定的中东地区，不得不保持着相对的“低姿态”，怕的是阿拉伯革命之火殃及它的安全。
许多人反对真维斯冠名的原因是二线品牌的真维斯配不上顶级品牌的清华，倒显示了势利心态与潜意识中的轻商心理。
在古今中外的死刑史上，被处死的绝大多数，乃是穷人、弱者、屁民。但民众的质疑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制度因素。
中国模式是中国思想界最大的争议，存在很多争论和不同看法，应算做最高的学术命题。
就算在舆论道德压力下，企业们抗住亏损不涨价，又能抗多久？如果企业因此而纷纷破产倒闭，最后吃亏的还不是消费者和老百姓？
世上若有廉洁特区，川震重建简直最有条件。然而，事实证明，权力无足够约束而能廉洁的特区是不存在的。
推行购物卡实名制只是表象，反腐斗争陷入困境才是实质。
单靠立法和执法、司法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解决醉驾问题，一个社会问题的治理总是需要综合各种手段，过于盯住立法，试图单纯以立法手段解决问题，那不现实。
一手拿国家巨额拨款肆意糟蹋，一手向企业屈尊敛财，清华大学以及所有有姿色可出售的大学，可称之为文化乞丐。
为什么这种基本常识从来都没有普及到官员这里？这是因为公仆们是我们这些主人所不能开除的。
继去年两次高密度的卓有成效的中国之旅后，金正日此次访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信息？
倘联军果真除掉奥马尔，对相关国国内政治或能起到一定影响，却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阿富汗战争的运行轨迹。
问题不在于法制不彰，不在于思想教育无效，也不在于“主子”不够果敢。而在于不作伤筋动骨的改革，这就是一个无解的“死扣”。
近代“公民社会”的概念是黑格尔和马克思“设计”的，并为后来的各国共产党人所发展和实践。
遵照“文官治军”的原则，美国国防部长一概由文官担任。论及谋略的运用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经验，还有谁比中情局局长更适合呢？
三大油的海外产量增加是说给投资者听的，与保障国内供应没神马关系。
将司法的教化功能隐逸在刑事处罚之中，使法律的正义性与威慑性在人权与尊严之间维持平衡。
100%登记公车或许只是公车改革迈出的第一步，能不能算做“破冰”的标志还要以观后效。
故宫，现在已不是“大内”，但仍有“大内”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不只包括此地若开会所必是“顶级”，不只包括宫廷公司、院内政治所传递的“大内”气，还包括在丑闻中显影的将管...
环保部向高铁项目掀起“环保风暴”，背景想来并不简单，特别是这一系列举动发生在刘志军被免职之后，更不免引起种种联想。
对高晓松领刑后的交通秩序预期，我们还不能过于乐观。司法界、学界、管理层和公众对醉驾问题还有分歧。
故宫失窃案、“锦旗错字”、建福宫“私人会所”这“三重门”，显然不是简单的道歉就能解释的。
几十年来，李光耀在台海两岸、中美之间长袖善舞，看似变化多端，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借力打力”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