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雄屏：这是一个超越的时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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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记者张晶 2008年的台湾电影“金马奖”评选告一段落后，焦雄屏带着大陆导演谢飞去看了赖声川的新戏——《宝岛一村》。

在焦雄屏的描述中，这是一个关于“眷村文化”的故事。“很多大陆人对这段历史是完全陌生的。”焦雄屏感觉，大陆和港台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相互了解。“我一个台湾人带着大陆人，在台北最好的剧院讲给他听，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

她眼中的台北正是这样一片土壤，在这里，多种华人文化可以相遇、碰撞、交融。在她看来，诞生于这片土壤的“金马奖”也是如此。“不同于金像奖和金鸡奖分别侧重香港和内地，金马奖是两岸三地惟一不具‘排他性’的奖项”。

2008年金马奖的获奖名单，用焦雄屏的话讲，可谓“三地鼎足”——大陆、台湾、香港影片，各有斩获，共撑场面。她也因此感慨金马奖气量渐宽，“说明了金马奖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在《海角七号》票房压力之下，依然将大奖颁给了《投名状》；而票房在台湾并不理想，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干扰的《集结号》，却仍旧捧走了影帝和若干奖项。

焦雄屏所扮演的，也正是这样一个融通两岸三地的角色。2007年，金马奖一度陷入主席人选难产的尴尬，李安、侯孝贤、张艾嘉纷纷礼让，不善推辞的焦雄屏，在离金马颁奖只剩7个月时，接下了这块烫手的山芋。她的身份又不单单如此——任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所长、制作电影、写影评专栏，而“一份金马奖工作的量，就与四份工作相当”。

在担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两年之后，焦雄屏渐渐萌发了退隐之意。对于台湾电影的未来，她或许有更多的话留待日后在文章中去讲述。

为时代拾遗补白

焦雄屏的职业生涯见证了台湾电影二十年来的盛衰起伏。上世纪80年代，她的影评成为台湾电影的风向标。当时因为“报禁”，整个报纸不得超过三大张，一篇文章引起的反响，远远胜过现在。“我说电影好，电影就大卖，稍微说一点电影不好，电影老板就恨不得自杀。”后来她不愿意总是自己做 “一言堂”，就找些欣赏的年轻人来写，但捅了娄子惹得片商恼火了，最终还是由她帮忙来扛。而那个时候，她也只有27岁。

当时焦雄屏搞了一个“台湾十大电影选拔奖”，侯孝贤因拍摄琼瑶的爱情片《在那河边青青草》得奖。很多年后，侯孝贤还对人讲起，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奖项推动了他在风格上的探索和转型。

她所做的工作，正是为时代拾遗补白，为人们对华语片的粗浅了解，注入更为丰富的养料。

早年间，每次从大陆回台湾，她都会带很多的文字和影像资料，这也使得在海关常常遭遇麻烦。工作人员看到那些简体资料，直称“匪书匪书”；而为了逃避检查而脱掉封皮外壳的胶片卷，常常不留意，就从衣服和口袋里滚落了一地。她家中也常常举办小型观影会，这也成了她推动两岸电影交流的最早尝试。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那时候带回来的是《黄土地》、《盗马贼》、《高山下的花环》，如今她会带《李米的猜想》、《五颗子弹》这样的片子给电影专业的学生看，“他们需要了解内地电影人在做些什么”。

有人评价，电影界少有人可以像焦雄屏一样，横跨影展、影评、发行三界。正是在不同位置间游离，使她比别人拥有更多的资源。从上世纪80年代回台之后，她不安于华语电影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语，开始渐渐成为国际影展的重要推手，“电影教母”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但后来发现，台湾影片渐渐走出的“影展路线”，造成了另一种效应，“得奖成了‘票房毒药’，观众会说，拜托不要得奖，我们都看不懂”。

提及扶持年轻人这个问题，焦雄屏也表示自己一直竭尽全力。她记得当年参加国际影展，就连夹克都是她帮着买。“现在要给他们打个手机，有的需要中转十多个助理才能够通上话。”后来一些人“违背合约精神”也让她懊恼。“那么多导演都得到我帮忙，至少帮的那一刻我还是尊敬他们的。他们现在的变化我就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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