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HK2009：等待、观望、反思(2)

学术讨论和公共资源

像香港这样一个城市是不是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形成自己整体的艺术规划？或者换句话说，在一个显然以交易为长项的地方，这个城市是否也应该相应地成为自发的、植根于本土的艺术中心？“当然，这是必须的。虽然香港可能不像北京那样是一个艺术家如此活跃的中心，但作为我自己来讲，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化和艺术的城市。”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总监及创办人徐文女士说。

这次由亚洲艺术文献库组织的《后室谈》的内容包括了放映和座谈会，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和艺术工作者共同参与，探讨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重整旗鼓的中国当代艺术》（ReinvestinginContemporaryChineseArt）是今年的一个重要议题，相比起它的中文阐释，其实从英文的题目中我们更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象：现在是一个适当的时间点停住紧随市场的脚步，去对当代艺术的各个方面做重新的考量。

“其实这里指的并不单单是‘艺术市场’，我们用了‘再投资’（reinvest－ing）这个词，这会让你想到金融投资，但是我们想要讨论的是在学术和思考方面的‘投资’。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间，当我们谈到艺术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谈论艺术市场，交易、拍卖等等，这也意味着关于艺术本身的讨论实际上被忽略了。所以在我们说 Rein－vestinginContemporaryChineseArt时，不仅仅在谈艺术市场，也是在讲那些关于中国当代艺术需要长期进行的工作：教育、批评、研究等。我们需要建立起这样一个平台。艺术的市场十分重要，但是它的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尤其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读，去写，去思考，去做研究。”

亚洲艺术文献库自2000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时间，其中从亚洲各地收集来的资料使这里成为纪录关于亚洲艺术发展和变化最为齐全的资料库，它对公众开放，可以通过它的网站查阅数据和文献，公众也可以参与到各种项目中去。2007年，亚洲艺术文献库在印度设立了研究部门，而在此之前，设立在菲律宾和泰国的东南亚研究部门也已经开始运转。

作为一个非赢利组织，徐文说他们的日常经费并不丰厚，有赖于政府、商业机构及个人的资助和赞助，而每年举行的筹款活动——由艺术家及画廊捐赠的作品拍卖及筹款晚宴亦是主要的资金来源。2007年，他们启动了基金计划，以保障文献库的未来，基金的主要资本会用作投资，以提供每年营运及活动的经费。虽然经济环境不佳，但是2008年11月份进行的筹款活动上，他们的60件捐赠的艺术品均售出，筹集到了纪录性的870万港币，以支持基金会建立。

将在博览会上放映的 《萨特与邓丽君：1980年代的广东当代艺术》是亚洲艺术文献库首个自己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受访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中包括侯瀚儒、陈侗、王璜生、杨诘苍、王度等人。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未来的材料：纪录1980－1990年中国当代艺术”计划中的一部分。从2006年开始，他们开始收集文献资料，并且和专业的摄影团队合作，访问1980年代重要的艺术家、评论家和策展人。计划中还包括创建一个功能全面的网站，刊载访问片断和重要文献，使之真正变成一种公共资源。而除了这些学术性项目之外，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公众参与项目也在进行之中。《梦·想·缪思庵，分·享·爱藏品》项目将10000张创作卡派发到中小大专院校、艺术机构及其他有兴趣参与的团体，让公众描绘出自己心目中的博物馆，再将收回的卡片在博览会上展出，展览的空间布置成7-Eleven便利店的样子，希望打破公众对于传统博物馆的权威印象，让更多人参与进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中。

亚洲艺术文献库所在的上环荷里活道一带也是香港画廊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快速和繁忙的城市，如果不是特别用心去观察，也许很难体会到在它脉动之中的艺术所起的作用，无论是牛棚、火炭这样自发的艺术区，还是政府对西九龙文化创意区的规划项目，是否真的如我们所想正在形成一种力量？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香港文化人士的讨论和对政府政策的不满，从媒体和各种出版物中获得这样的印象：香港的文化构建已经是重要议题。但在真正的接触中就会发现，媒体上的讨论和在实际进行着的状况间的断裂，“没有足够的重视和有力的政策”，很多人仍然持这样的意见，政府并没有真正把行业内的专业人士的意见纳入参考范畴。

StanleyWong（黄炳培）的另一个名字是“又一山人”，这个名字来自他喜欢的“八大山人”。作为设计师时，他是StanleyWong；作为艺术家，他是“又一山人”。由做设计转向做艺术，或者选择在两者之间的跨界处游走，这种情况在香港并不少见。香港的商业环境滋养出不少的设计师，可真正摆脱设计师身份影响的似乎又异常罕见，两者间并没有明晰的范畴分野。而这一点也构成了《后室谈》中的一个议题。

“把做设计和做艺术完全分开。”黄炳培说。现在设计工作仍然是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也希望自己的艺术创作能够不受到另一份工作的干扰。这位在香港被称作“红白蓝先生”的艺术家曾经把街头巷尾最常见的红白蓝塑胶袋用到作品中，也曾经带着这些标志性的符号去到威尼斯双年展。“刚开始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抄袭啊，符号化啊，但我就是想选择一个最平易，最容易与人沟通的方式。”

“香港的艺术家是不是普遍有意识地参与社会事件的创作习惯？”

“恰恰相反，”黄炳培说，“其实你会听到对于香港艺术家的整体的评价是，作品都是很私密性的。我个人比较关心社会问题，也很关注政府的政策，香港人的心态，本土文化。”

他的“红白蓝”作品从平面发展到立体，再扩展和参与到公共空间——他曾经把香港的连锁百货商店连卡佛外立面也“装扮”成红白蓝色。作品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他自己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起先做这些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到香港社会状况的对话中，讨论问题，表明态度，但是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在除去这些功用之外，红白蓝对他自己来说的意义在哪里。他的工作台上摆着红白蓝色的花瓶。“我一直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黄炳培说，“这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五年前，黄炳培开始信仰佛教。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一个白色的沙发，造型有些奇特。当他开始介绍作品时才发现，这沙发重新组装后就变成了一个棺材，“我想我死掉的时候不能跟一个我不熟悉的东西躺在一起，所以这个沙发现在我天天坐在上面。每天训练自己一点，接受一种生死的中间状态。”这次他将要出现在ArtHK上的是新作《凡非凡》，把“寻常经验”和“海市蜃楼”的景象放在一处，也含着来自佛教的影响。黄炳培说对他来说，“反思”并不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阶段的情况。作为艺术家，这种思考并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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