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荡一百年连载六(3)

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文革”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其中个体工业减少了88.9%，个体建筑业减少了60%，个体运输业减少了88.9%，个体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减少了75%，其他个体经营者减少98.4%。在上海，全市的日用工业品集体商业网点只有1 283个，个体商贩仅剩3 085人，百业萧条，已到绝境。 

在民生方面，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战略，让物资短缺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各种各样的票据所困扰，而收入则常年没有增加，从1958年到1977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人均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在当时，一个工厂学徒的月工资为18元，而最具资历的“八级”老工人的最高月工资为108元，这已是普通人中最高的收入了。1976年，一个北京市的工人，每月可配到半斤油票，另外可凭副食品供应证购买半斤鸡蛋、一斤半猪肉、半斤豆腐、二两粉条和一两芝麻酱。

在物价上，出现了日用食品价格较为低廉及家用工业品无比昂贵的反差。1976年，1块钱可以买12~13个鸡蛋，一碗素面8分钱，肉面1毛4分钱，一个成年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标准为30斤，一斤大米的价格不到3毛钱，一斤菜子油不到6毛钱，肉是凭票供应，分为四等，最肥的一级肉8毛多一斤，最瘦的四级肉为4毛多一斤。相比，工业品的价格就要贵很多，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售价156元，一台蝴蝶牌缝纫机售价187元，一块上海牌手表售价120元。人们为了得到上述这“三大件”，不得不拼命地缩衣节食。工业品的价格之所以那么昂贵，除了供不应求的因素外，还是快速回笼货币、防止产生通货膨胀的“办法”之一。

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一室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份对全国192个大城市的调查报告表明，城市住房面积在1949年为每人平均4.5平方米，到1978年则下降到3.6平方米。从1976年起，北京、沈阳等城市的居民开始大着胆子，违规“盖小房”。作家王蒙描述说：“大伙纷纷将（公家的）建筑材料化为己有。开头，这种‘偷’虽然明目张胆，还是有某些节制某些分寸的：有的人尽量挑一些半截砖，烂木板，各种下脚料，就是说将工地淘汰下来的东西往自家搬。渐渐地，有人肆无忌惮地拆开工地上的各种保护阻拦，拿起最好的建筑材料就往家里走。当这样的大胆者受到工地上的人的劝阻，告诉他们拿公家的东西去干私活未免不妥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什么叫公家的？我就是公家的！我就是国家的！连命都是属于公家的！’他大声疾呼，公然宣告，振振有词，理直气壮，气冲云霄！”①

在农村，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民公社被证明是一个“虚假的天堂”，有很多民间谚语讽刺这一制度的低效和不公正。一则流传于安徽一带的顺口溜这样描述农民上工的情景：“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逛。”到197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318公斤，仅比建国初期的1952年多了30公斤。

以安徽凤阳县为例，这个出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凤阳花鼓闻名的鱼米之乡从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粮食实际征购量11.97亿斤，同期农村回销、城镇供应15.68亿斤，也就是说，购销相抵后，凤阳农民不仅对国家没有贡献一粒粮食，反而吃进了3.71亿斤。每年到了春荒，凤阳县的一些生产队由队长带领，拿着盖上公章的介绍信，打起花鼓，唱着辛酸的歌谣，踏上乞讨的道路。到了1978年冬季，正是在这里的小岗村，十多个被逼到绝路上的农民冒死签下了著名的“包产到户”合约。

在1976年的中国农村，有10万家小工厂特别值得关注，它们都很像在前面章节中描述过的鲁冠球式的工厂。如果有一双“先见之眼”的话，我们将看到，在未来30年里，它们居然是启动中国经济的第一股力量。

这些由公社或生产大队创办的“社队企业”主要从事的行业有：小水泥厂、小钢铁厂、小化肥厂和小机修厂。它们要么是为了建造房屋和兴修农田水利，要么是为了修理拖拉机等农业机械。因为城里的国营工厂实在无法满足农民的这些基本生活和劳动需求，所以，默许其存在，不过对之有严格的限制，它们只能在公社内部—最多在附近的地方进行生产和销售，否则就算是投机倒把。

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这些社队企业居然从来没有消亡过，在1960年的时候，为了“大炼钢铁”，社队企业的数量一度多达11.7万个，到1963年就被砍剩下1.1万个。从1966年起，它又开始复萌，1970年达到4.5万个，到1976年为10.6万个。

这些企业独立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成为一股很奇特的经济力量。在资产关系上，它们属于公社或生产大队集体所有，不过，它们的经营活动却操控在某些“能人”手中，这些人甚至还是公社或大队的领导。在1978年之后，随着消费市场被激活，城里的国营企业受体制约束始终无法展开手脚，这些天生地养的社队企业竟“意外”地成为活跃市场和冲击计划体制的主流力量。这就是中国崛起的“草根秘密”。

国家经济要重振，还面临一个投资来源的难题。自1949年以来，历次重大的工业投资，分别靠的是苏联援助、“大跃进”式的举国战略以及“粮食剪刀差”所形成的资源聚集。而到1976年，这些办法已全数失效。因为多年的锁国政策，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为零。

1973年的第二次设备引进计划可以被看成它们再度登陆中国的试水之旅。当大型设备被引进后，随之而来的是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引进，继而便是资本和商业理念的接踵而至。这将是一个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进程，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外国资本享受到了超国民的待遇。

就这样，我们可以从资本结构的角度，大致描述一下1978年之前的企业格局：国营企业占据了近乎百分之百的资本和市场份额，民营资本主要存在于乡村，地位卑微而力量羸弱，国际资本已经拍响了进入的门环。自中国开始发展近代工业的第一天起，这三股力量就一直并行而进，角斗而融合，这场发展模式在1949年被中止，将近30年后，万物轮回，游戏又开始了。

本书至此已近尾声，接下来的中国企业史将呈现出一番截然不同的局面，我在《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将予以详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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