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历史叙事

经济观察报 李翔/文 许知远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痴迷于几位汉学家的历史写作。

其中包括史景迁。收录在《醒来》一书中的一篇史景迁的访问，正表达了许知远对于这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景仰——供职于耶鲁大学，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的史景迁始终不愿加入美国国籍，他说：“我干嘛要背叛莎士比亚？”在这篇访问的开头，他称赞史景迁说，“他是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毕加索”，“出生于1936年的史景迁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由枯燥的数字与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而是那些活生生的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雄心与感伤，才是理解历史的关键。他对于中国的历史描述也尽量超越地域所限，而将之置放于人类普遍的经验与情感中。他更看重历史的连续性，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将现代中国的形成上溯于明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仍在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过程中”。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许知远的新书《醒来》视为他对这位汉学家的致敬。和史景迁一样，许知远试图在书中描述一个个生活在迅速变迁的国家中的个体，而不是展示由枯燥的数字和冰冷无情的事实组成的“大国崛起”。他同样试图超出一个国家的身份局限，以全球眼光来衡量中国历史。这受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同样是在《醒来》中，许知远称自己所在的一代人为“天生的全球化一代”。他也同样以一种大历史的视野来进行叙事，仅仅从这本书的副标题就能看出：从甲午战争到镀金时代。

诗人北岛说，他对历史学家心怀偏见，因为 “他们多少有点儿像废车场的工人，把那些亡灵汽车的零件分类登记，坐等那些不甘寂寞但又贪图便宜的司机。”这是常见的诗人和小说家对于非虚构作家的偏见。对于写作者而言，诗歌和小说似乎永远是更高水平的艺术，非虚构的传记、历史写作，包括新闻报道都要逊于诗歌和小说，尽管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任务，也许可以说是如何努力以谦卑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方法去贴近现实。”巴尔扎克有过类似的表述，他说自己只是法国社会这个伟大作家的谦卑的秘书。

许知远在《醒来》中的叙事方式正是非虚构作家们试图打破这种偏见的尝试。他试图建立起非虚构作家的尊严，尽管在很多中国读者看来，非虚构作家本身就不能被称为作家。非虚构作家们作为作家的尊严在过去的六十年间已经被一种糟糕的叙事给破坏。这种叙事的风格大同小异、语言严重格式化和意识形态化—— 暂且不去理会作为描述对象的事实本身经过怎样的扭曲。非虚构写作一度彻底地沦为宣传的工具和喉舌。这种糟糕的方式从新闻报道开始蔓延，直至败坏了这种人类最古老的叙事形式。相比而言，小说和诗歌虽然也经历了被工具化的阶段，但是小说和诗歌自身必须具备的想象力让它们更容易挣脱这种束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过去，大陆的小说和诗歌已经各自经历了自己的不大不小的革命。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拥有了一批还像样的小说家和诗人。但是历史短暂的白话文在非虚构写作方面的进展几乎为零。因此，被翻译过来的汉学家的著作、外国新闻记者的作品以及历史学家的作品成为被效仿的对象。多年之后我们会惊讶于《光荣与梦想》竟然能够成为整整两到三代大陆新闻记者的效仿对象，现在很多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模仿的是一部二流作品。列在这个模仿名单上的还有白修德的《中国的惊雷》和《一个国家的自我探索：总统的诞生》，戴维·哈伯斯塔姆的《出类拔萃之辈》和《掌权者》，芭芭拉·塔奇曼和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孔飞力的《叫魂》，史景迁的《天安门》和《上帝的中国儿子》……

作为对已经僵化的非虚构写作形式的突破，如果要革新新闻写作仍然困难重重，那么对历史叙事的改变要容易得多。风靡一时的《明朝那些事儿》以极度口语化、去严肃化和评书化的历史叙事方式赢得了大众的欢迎。尽管长远来看，它对非虚构写作的破坏性可能同样严重。

许知远和他的《醒来》也是这种叙事革新的一部分，这种革新要更为优雅，它建立在对西方记者和非虚构作家的模仿基础上，尽管他宣称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只要翻看《醒来》，就能看到一个年轻作家革新叙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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