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故事会”

经济观察网 书评人 焦建 大三那年，阅读大卫哈勃施塔姆那一套两卷本的《媒介与权势》，成为了我大学时代阅读《光荣与梦想》之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甜蜜的噩梦”。一向读书不求甚解的我，读完《自有秩序原理》的上卷，只花了一个星期。而在印象中，那套原名为《掌权者》的书，则也用掉了我不少于一周的时间——我废寝忘食，我全部的上课时间都被耗在了图书馆里阅读它。直至，读完最后一个字。

它真的实在是太厚了。我所阅读的那个由尹项泽翻译的版本中，密密麻麻的，全都印满了字。后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的再版中，因为排版字放大的缘故，这套书，真的可以用来砸死人了。读完它，真的是要对读者的耐心做出极大的挑战——我至今庆幸自己是在大学时代读完了它，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太多那本书里面所讲述的故事，虽然我也重新给自己也收藏了一套，但我相信，或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都不可能有机会把它读完——甚至可能是永远都不能。那漫长的描述和厚重，成为了一座我很难再次心无旁骛攀登的山峰。

但这的确成为了一种甜蜜的回忆。它内容的独特性和新鲜，以及它良好流畅的记者写作方式，的确让人手不释卷。那么一段长达几十年的美国最牛叉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的发展史，以它们和权势的关系交织在一起，氤氲成了一幅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传媒业“清明上河图”。

而直到我阅读完这本《传媒三十年》，通过对比，我才可能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前者的意义。而正是这种意义，又让我又让我产生了某种介怀乃至不甘：凭什么，美国人的传媒史，就可以写的那么汪洋恣肆，那么油墨重彩，那么丝丝入扣，那么纤毫毕现乃至竟然让人对这种详尽产生了厌恶感？凭什么，我们的传媒史，就只能一段一篇成为了简短的有所言有所不言更多的真相说不出来的“传媒故事会”？

是的，这种不同有其文化的差异，有其写作者自身的水平高低——我们的有意识主动的记者写作联系，依然停留在对国外一流报道的形式和内容的双重模仿上，没有更多的新鲜创建。此外，我们的整个传媒发展本身，也是参差不齐英雄草莽并存，只是秩序不存在——当然，禁锢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在更大的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依然可以由哈勃施塔姆那本书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之一来回答：假如媒介本身不是权势的话，那么，它就必须处理自己跟这样那样的外部权势的关系。在中国，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需要的是更加复杂和技巧性的能耐。新闻传播本身如此，连写作新闻传播活动的一本传媒史，也如是。

非不能也，实不可也。因为它的被主动被动的阉割，这整本书只能无奈的变成一本传媒故事会，可惜它甚至来不及形成清晰的观点性文字。虽然阅读者可以从中亦然获得不少教益，但是，缺乏总体史观的叙述，总让这本书显得单薄了一些——即便如此，在当下的环境之下，能够达到目前的水准，已然是不容易。它提到的多处细节——包括《世界经济导报》的一段公案——都变成了一种珍贵的提醒。它让无知者有知，让有知者不忘。

《传媒三十年》的封面上，印上了这样的两行文字：“影响中国的传媒，传媒眼里的中国”。正是二者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才使得传媒圈的故事变得如此生动和感人。它或许也是迎合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旋律，但是，这种应和本身，的确算得上是一种精彩的呈现。透过传媒自身的三十年历史，的确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格局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传媒自身的历史，因为它与中国大时代的脉搏紧扣，使它也变成了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谁能说，孙志刚里的《南方都市报》，它不会因为自身的优异表现，成为史家执笔写作的浓墨重彩？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精彩本身，才会催生出这种不畏辛苦艰难爬梳和写作的传媒史学著作的出现。

它的诞生，我相信的确并不简单。作者有其自身的局限——他并没有过多的资源得以倚靠，他或许只能通过阅读大量如海水般的他人著作和原始素材，加上为数不多的访谈，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以我虽然并不见得高明但也不至于太过糊涂的阅读眼光来看——我真的一边读在一边想跟作者较劲，挑出它里面的错误来——这本书的合理组织与呈现，使它也成为了一个“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宝贵实践。要知道，写作2000年之后的传媒史或许并不艰难，但以同样的力度和分量呈现1978年的传媒史，没有一番苦工，是肯定得不来的。所以，虽然它的确并不完美，但是，这种在艰难和有限的条件之下，在一个敏感的话题领域里的著文写作，使这本书算得上是一个先行者。

传媒圈子里的生态，是一个拥有太多故事的江湖。在这本书之外，它将能够为至少十本中国版的《媒介与权势》提供良好的写作素材。或许这一代记者、学者、史家当中，还能够有更多的既有心也拥有更好写作条件的人，会为我们酝酿出更加真实的历史。借用龙应台女士当年的著名问句，我也在这里定下一个属于个人的希望：什么时候，我们的传媒史，也能够写的堂堂正正？也许它将恣睢汪洋到令人厌恶，但是，限于种种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的写不出来的故事，将少到不能够妨碍它高贵的地步。虽然今天我们还只能看看传媒的故事会聊以自慰，但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不仅仅拥有自己的《纽约时报》，我们还将拥有的，是一张反映整个社会与传媒互动的“清明上河图”。

（附记：为这本书写作序言的孙旭培老师，写作此文地点变成了北京的天通苑。虽然这个信息或许只对很少的人有意义，但这，毕竟是这本书所带给读者的一个附带的收获了。起码，它跟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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