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祭唐德刚(1)

经济观察报 燕舞/文 有些人，即使从未谋面，他也会以一种特殊方式影响和恩泽着我们，比如10月26日晚因肾衰竭而在旧金山寓所过世的八九老人唐德刚。媒体上照例有悼念报道，但我更期待余英时、何炳棣、夏志清、杨振宁和胡菊人等先生能写出悼念唐先生的专文。这样的宏文可以慢慢等待，就像陈寅恪先生辞世13年后的1982年，余英时先生才写出《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

将唐、陈并论当然不太合适，但正如台湾史家王尔敏所划分的那样，在傅斯年、顾颉刚和蔡元培等所代表的科学主义史学派与郭沫若、翦伯赞等所代表的马列主义史学派之外，朱云影、郭廷以和唐德刚等组成的“南港学派”也是“20世纪中国非主流史学”中的重要一支（《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唐先生是自有其独特价值的“非主流史家”。

唐先生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著作应该可以存留50年以上（唐先生曾笑称许多当代著名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只能留50年，而自己的书可留 100年）。重读这些书，约略可以勾勒出唐先生一生行迹，也算是对一位睿智、幽默、阔达的史学大家的祭奠吧。

一

合肥人唐德刚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1948年从安徽学院史地系赴美留学，在与中国素有渊源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系硕士和博士，1959年才获得美国史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1972年，后兼任哥大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最后升为副教授。上过私塾、心仪传统文化的唐德刚，先后参加“天风社”和“白马文艺社”等重要文艺社团。

在中国知识分子“战后”于纽约成立的文艺团体中，最早的是林语堂1951年创立的“天风社”，由其二女儿太乙主编《天风月刊》。唐德刚和太乙是哥大同学和好朋友，千字5美金的稿酬（当时哥大学生的工资是七毛五一小时）吸引着他和其他“多产作家”踊跃尝试新诗、旧词、小说、散文、传记和随笔等多种体裁。

唐德刚成名作《梅兰芳传稿》就是1952年首次发表在 《天风月刊》上，尽管胡适和夏志清都觉得《梅兰芳传稿》“稍嫌渲染”，而且在一些专业知识上有疏漏，但唐德刚能把梅兰芳的脱颖而出放置在京剧变革的大时代背景下，而且不回避其出道时的尴尬和婚姻状况的复杂。并且，对一般论者不太提及的梅兰芳1935年受斯大林之邀和蝴蝶同访莫斯科的经历，唐德刚也给了一定篇幅。

“天风社”终因财力不支和林家乔迁而停办，白马文艺社隆重登场，“胡（适之）先生就变成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了”（《胡适杂忆》P81，下引唐德刚著作均省去书名和页码），社员都是一时之选：《未央歌》作者鹿桥、《五四运动史》作者周策纵（也是后来《海外论坛》的骨干）、闻一多得意门生艾山、徐志摩干儿女何灵琰、后来的哥大音乐系主任周文中……

诗词唱和之外，白马文艺社居然在1956年夏天的 《生活半月刊》上最早尝试刊发胡适口述回忆录，只进行了一两次就困难重重，最后转投财力更雄厚的哥大 “中国历史口述部”。

1950年代末，在胡适发起下，唐德刚连同十余位硕士和博士办了一份“宣扬民主、提倡新学”的月刊《海外论坛》，但这份被雷震誉为“《自由中国》的海外姊妹刊”只维持了3年，唐德刚曾这样反思：“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起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传统劣根性。”

香港资深报人胡菊人对 《海外论坛》给予过中肯评价：“除了为50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

二

“二战”后，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应该让亲历战争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相关记忆保存下来。由于这些要人亲自写回忆录有困难，所以借助日益普及的录音技术，将当事人谈话录音并整理出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历史记忆保存方式。哥大教授、唐德刚师长辈的艾伦·芮文斯（AllanNevins）正是 “口述历史 ”（OralHistory）一词的发明者，唐德刚作过一个简述：“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记的历史，而是口述史料。”

1948年，在联邦政府和福特基金会赞助下，哥大正式成立“口述历史部”，后在华裔历史学家韦慕庭和何廉建议下，1957年成立“中国口述历史项目”，聚焦于 1949年前后移居美国特别是纽约一带的前国民政府政界、军界和学界名人。唐德刚比较早地加入“中国口述历史项目”。

《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已是今人耳熟能详的，作品不必赘述，唐德刚的成功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合力：本身受过严格史学训练，对中西历史包括民国史都特别熟稔，充分利用了同乡、哥大校友、昔日上下级、世交等多种关系，访谈前进行了充分准备，采取有说服力的方法赢得访谈对象的配合，中英文俱佳……

当然，让唐德刚遗憾的是没有做出严格意义上的 “张学良回忆录”，他计划中最重要的民国口述回忆录《蒋中正先生年（日）谱》也未能如愿，一个庞大的民国史描述体系也就难以建立。

据《现代传记学》（杨正润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的考察，“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口述历史以名人为主；欧洲的口述历史则把重点放在普通群众的口述上”（P434），英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口述历史都比较草根。1990年代后期，“口述历史”在大陆史学界、新闻界甚至文学界等领域日益普及，一般论者都将作家李辉编著的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看作国内较早受唐德刚影响的作品，但唐德刚所代表的相对精英的口述历史（当然，他1991年发起成立的“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也曾访问一些经历抗战的老人；其师芮文斯也采访战后的各国难民）是如何与相对草根的欧洲口述史共同作用进而影响中国口述史的推进的，确实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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