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祭唐德刚(2)

三

因受排挤，唐德刚1972年离开哥大，迫于生计而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并兼任东亚研究系主任12年。唐德刚度过这次“职业转移”的危机靠的居然是 “阿Q”心理：“哼，他们加在一起再搞十年，也比不上我阿Q一人……奶奶的，老子被儿子开除了……”，“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30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

长唐德刚3岁的哥大英国史博士何炳棣，在其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中对 1945年11月24日至1948年7月1日的纽约生活的回忆却是暖色调的：“最愉快的回忆之一是我从来未受到种族歧视，反而不时受到相关方面的‘优待’。本人相信，时代、国际情势、个人行为和机遇都有关系，种族歧视问题不可一概而论”，“二次大战后来美的中国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关系方兴未艾也大有助于两国人民的接触。”（《读史阅世六十年》P208和P211）

有趣的是，夏志清在为胡适晚年蛰居纽约时无法获得美国名校长期教职而打抱不平时，他引用了唐德刚的精准概括“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还有一段未尝没有道理的“诛心之论 ”：“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 （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间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

唐德刚来“小庙”纽约市立大学反而能独当一面。《海外论坛》关张后，他“一停笔便几乎停了二十年”，直到执教纽约市立大学数年后才又重新开始历史写作，《传记文学》和《明报月刊》等港台媒体便是此间他实现“文字还乡”的重要渠道。

受《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已故）力邀，唐德刚自1976年起开始将英文版《胡适口述自传》译成中文，“一翻两年，竟然变成刘传记‘野史馆’内的‘野史作家’了。”译文自1978年起在 《传记文学》上连载一年，1981年编印成书。详细甚至超过原文的注释增加了《胡适口述自传》的分量，唐德刚将一个洋洋十万言的“短序”变成了副产品《胡适杂忆》，获夏志清等学者激赏。《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由此成为“胡适研究”或“胡适批判”最重要的资料。

胡菊人对推广唐德刚也是居功至伟，在《海外论坛》之后，他接手编辑《明报月刊》，唐德刚研读大陆“内部资料”《毛泽东思想万岁》的6.5万字书评，在《明报月刊》上署笔名连载了半年，“至于作者姓名，我们也同意保留。因为我的八十老母还健在故乡，在海外乱评 ‘毛主席的书’不是闹着玩的。”这个长篇书评十多年后结集成了《中国之惑》。

刘绍唐、胡菊人这样的“‘总司令型’编辑”反过来也成就了唐德刚，所以唐的多部作品都请刘、胡作序。在《传记文学》创立20周年时，唐德刚将其与中国大陆各级政协举全国之力整理的“文史资料”作比，盛赞刘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

四

唐德刚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兼治西洋史，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识见在《文学与口述历史》和《小说和历史》等文章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从文史批评扩展至整个社会和文化、文明的批判。

唐德刚曾经 “觉得吴承恩的猪八戒，实在比鲁迅的阿Q写得更好。猪八戒比阿Q更可爱、更有趣”。爱屋及乌，他也难免尊胡适而贬鲁迅：“鲁迅骂人的尖刻是世无伦比的。他为什么就不能以骂人的尖刻笔调来骂骂自己呢？他说他在乡下的弃妇是‘旧式婚姻’，与他没爱情，所以要丢掉。但是他口口声声却要积弱扶贫、拯救被压迫阶级的苦难男女！他为什么就不能在他自己家中，先拯救拯救这一个无辜的女人呢”，“鲁迅骂尽了敝老师胡适，就凭这一点，我这个胡适的学生就要说：‘啐！周树人，你不配！’”

但夏志清对胡适勉力维系与乡下太太江冬秀的婚姻而放弃追求才女陈衡哲的遗憾，表明他和唐德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差异。不过，通过《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供的一个细节，我多少理解了唐德刚在婚姻问题上为什么贬鲁迅而尊胡适——1950年代末的一天，何炳棣宴请胡适，胡适饭后抽完烟时，将其领带翻过来给何看，“下端有一小拉链，内中藏有一张5元的美钞。他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定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城东公寓。”

总结所谓史学或文学观念可能显得迂腐，但唐德刚提过一个统摄历史与文学的 “十六字箴言”：“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在他看来，“偏向于历史的文学，甚至搞得和历史难解难分的文学，那就是‘小说’了”，“文化和文学之后还有个社会 ——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中国小说形式和方法的变迁，是从‘听的小说’逐渐走向现代化‘看的小说’上去。何以故呢？那是受市场经济供需率的影响。”

在唐德刚关于中小学时代的记忆里，“30年代真是我祖国当代文艺和学术的黄金时代”，但自从通过《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接触了1970年代后的台湾文学后，他马上意识到：“今日的台湾文艺界，是把30年代的上海、北平抛入古物陈列所了”，“‘文艺’毕竟不是生姜，老的不一定最辣；‘文坛’也不是市场，在那儿劣币不一定可以驱逐良币；而‘历史’却是一面筛子，优良的作品，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古往今来的佳作、巨著，无一而非是历史的筛子筛出来的。”

兼治中西的开阔使唐德刚论起中西文化差异这样的大题目也从容得很，他说：“两千年来儒家在我们祖国的发展与耶教在欧洲的发展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处。两家的原始教义都是活生生的大众哲学，但是两千年来却被无数的乡愿、学究和家天下的封建帝王和他们的臣仆们涂抹得面目全非。”

将视点移至历史记忆层面，唐德刚又追问：“抗战八年，我爱国军民伏尸三千万——多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五十多年来，有多少人怀念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呢？”

1987年，唐德刚第三次来大陆参加史学会议，在西安的“周秦汉唐史学研讨会”上，他给出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判断：“我们祖国大陆 ‘落后’的主要问题无他，缺少一个自发自励的中产阶级也”，“大陆上能否步台湾、香港地区及韩国、新加坡后尘，扶植起一个‘城市中产阶级’呢”，“不愿在中国扶植一个‘中产阶级’，我们这个‘秦制度’有没有他途可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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