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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因为一篇文章触怒了俄国政府，《望远镜》评论被勒令永久停刊。当局也没有放过在文章里严厉抨击俄国文化和制度的作者恰达耶夫：警察将他软禁在家，宣布他“已经疯了”，严令禁止关于他的任何公开讨论。可恰达耶夫毫不屈服，他依然刚正不阿，风骨凛然，一直持续到1849年。 

那一年，他已经不再是警察严加看守的“登录在案的疯子”，但有一天却忽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歌颂起沙皇的“英明果敢”来了。而且，当得知赫尔岑在海外出版的一本书里称赞自己后，恰达耶夫迅速给警察头子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被这种卑鄙的、声名狼藉的人赞扬，实在是感到“恼怒和耻辱”，并一再强调自己对尼古拉一世忠心耿耿，绝无贰心。这位著名的异议分子忽然变得如此卑躬屈膝，就连他亲密的侄子都对此迷惑不解，问道：“何故自贱如是？”恰达耶夫回答：“不得已，蝼蚁尚且偷生。” 

2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里，把1848至1855年那段时间称为“十九世纪俄国蒙昧主义长夜里最黑暗的时期”。在那8年里，就连恰达耶夫这样的自由斗士，都被寒冷的西伯利亚平原和高高的绞刑架吓得肝胆俱裂。黎明遥不可及，“革命的多头怪兽”发出越来越沉重的喘气声。 

是否反抗已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反抗。此时，俄国“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已流亡或被流放、杀戮和噤声。虽然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恪守良知，但他们已经不能重新凝聚成一股独立于政府和民众之外的力量，大多数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被逼成了革命党，连原来最温和的知识分子也是。 

当独立的“知识阶层”瓦解后，剩下占人口95%的不识字的农民，如哈耶克所说，往往“更倾向于接受破坏性强的任务——出于对敌人的仇恨，或是对别人幸福的嫉妒——远胜于接受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和‘他们’的划分，对非我族类者的杀戮，是所有志在激发群体运动的学说的必要成分。”而且“最容易煽动的是那些对某一观念半懂不懂的人，他们最容易受情绪的影响并形成整体，因而是极权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 

3 

这时恰好有一个德国人的主义，它兼具数学班精确的逻辑和无可辩驳的道义魅力，迅速俘获了许多民众和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更严格地说，是马克思的学说加上列宁“无产阶级专政”行动纲领的综合体，用阶级把“同志”和“敌人”截然分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绝无调和的余地；它继承了黑格尔“正题与反题的冲突是进步的原因”思想，认为矛盾冲突是历史的推进器，所以暴力和革命是值得歌颂的，指责它的残酷和不人道，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罢了，改良主义则幼稚得很；它认为历史是遵循永恒规律的，找到后只要沿着它的轨迹走就行了，地上的乌托邦是可以据此被建造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起的却是宗教的作用。尤其在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苏联，它对那些几乎陷入绝望的民众和知识分子而言，不啻于黑夜中茫茫海面上唯一的光亮，带领他们穿过迷雾，绕过尖锐的悬岩和凶险的暗礁。可是，那时有几人知道，在夜晚发亮的不一定是灯塔，还有可能是独眼巨兽的眼睛。 

4 

伯林很少著文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往往借由爬梳其他思想家著作的方式。他的再阐述往往比原著清晰易懂，但绝不是为了重温或浅说，而是为了解构与重组。伯林在《哲学与政府压制》一文区分了两种思想家，一种“重新阐述了问题”；另一种“做得恰好相反，即当发现某种情形下对问题的某些武断回答被人们信以为真时，他们就以某种强烈震撼的手段颠覆了原来的综合。”他自己无疑属于后者，与大部分思想家关心“我们该往哪里去？我们该怎么往那里去？”不同，伯林更关心的是：“我们是怎么到这里的？” 

比如在《俄国思想家》里，他就以一个流亡的俄国后裔的身份，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俄国推翻了沙皇专制后，又建立起了列宁所说的“接收了沙皇主义再加上一部分的苏维埃”的极权主义政权？ 

他把目光投向1830年至1848年，此时德国浪漫主义传到了俄国。其要义是：任何时代纷繁的表象下，都有一个内在规律。人类的所有观念都相互关联，都受某个一元的精神、理念或绝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历史是一个连贯、持续、能以理性分析的发展历程——这股思潮最早由黑格尔开启，并从孔德、马克思、斯宾格勒延伸到汤因比。不可否认，它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史研究。但要用它指导现实的话，正如汉娜·阿伦特认为，就正好为极权主义打下了根基，因为“极权主义法制就是藐视合法性，而通过执行‘历史法则’或‘自然法则’来假装建立地球上的直接司法。它从不考虑对具体的个人适用与否。” 

最早引进这种黑格尔式思想的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斯坦科维奇（Nicholas Stankevich），一个现在已几乎被遗忘的名字，他的一个追随者是大名鼎鼎的巴枯宁。后者有一句名言：“先把地基清理出来。”至于清理完后建立什么制度？他认为现在不用管，到时自然有答案。革命的炮火中必然会诞生一个和谐、有序、平等的政权。只要掌握了历史规律，一切都不是问题。 

然而，伯林却借由分析托尔斯泰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历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我们不能像牛顿发现自然界的物理定律一样找到历史的定律。人所能获得的“历史经验”其实只是一连串外在的重大政治或公共事件，只是真实“历史”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至于每个普通个体的内在生活，则是一概阙如的。在占有这么点资料的前提下，不管是谁自认为发现了历史的脉络与走向，都是一种僭越——认为人可以像神一样洞察一切，把有限的人摆在供奉无限超越性存在的神坛上。此时启蒙的人类理性发展到了极端，变成了非理性。 

赫尔岑也是黑格尔史观的坚定反对者，他说：“历史很少重复自己，它只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件而已。历史总是同时叩响几千扇门，最后到底哪一扇会开，有谁知道？”“把目标订得太过遥远其实就是没有目标，就是欺骗，真正的目标必须是切近的如果人真的只是朝向某个预定目标迈进，那就不会有历史，只剩下逻辑。” 

赫尔岑没想到的是，1880到1890年间，将他视为先驱的民粹派，却已几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历史服从规律的学说。但他们做了些许改变，认为资本主义阶段不是如马克思所说那样不可跳过的。而且，即使民众尚未开化，民主革命也可以成功。尽管如此，民粹派的理念比后来布尔什维克的理念还是更接近马克思的原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拉甫罗夫们保留着对个人自由的坚定信念，即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了布尔什维克，这点已经荡然无存。 

在梳理思想史的过程中，伯林发现：很多思想家的学说经过一代代信徒们的微调，往往有可能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所以他认为，思想家无力为他们的学说在后世造成的影响负责，谢林、黑格尔、马克思那批一元主义者也是。虽然在二十世纪，那些打着他们旗号的人，像荷尔德林说的那样，“在试图建造人间天堂的努力中，把一个国家弄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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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毕生以多元论对抗一元论，以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他经常著文讨论一些相对冷僻的思想家：赫尔德、维科、马基雅维利等，其目的就是勾勒出西方思想史上与主流一元论相对的多元论思想。多元论认为，不是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终极答案。不同的善之间也并不一定相互兼容。同等合法的价值，如自由与平等，完全有可能走向矛盾冲突。 

不是所有的善，都应该或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可是，那些有强烈价值追求的人该如何面对这个事实？伯林在担任牛津大学教授期间，一次演讲时曾引用熊彼特的话，对此作出了回答：“意识到自己的信仰在现实中无法实现而依然矢志不移，这是文明人和野蛮人的本质区别。”我想，这句话其实是有条件的：可以用来为你的信仰作牺牲的只有你自己，如果有必要的话。但绝不能强迫别人为你个人的信仰而牺牲，无论这信仰本身听上去有多么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