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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梦想，不仅仅是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 

“农民达·芬奇”，并非蔡国强第一次的处理农民题材。1999年6月参加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时，他提交的装置《威尼斯收租院》邀请1965年版《收租院》的作者之一龙绪理先生，由他带领几位年轻的雕塑家和当地雕塑系学生，现场展示《收租院》的雕塑过程。其后，荣获金狮奖的《威尼斯收租院》巡回至各地展出，“每次展出都重新表演制作一次”，这成为蔡国强的一个重要创作母题；他利用“文化现成物”的兴趣，也与日俱浓。 

虽然“蔡国强：农民达·芬奇”的道义姿态让我颇有好感，但我一度还是担心：蔡国强仅仅是利用自己作为大牌国际艺术家的身份，强行赋予那些农民发明物以所谓艺术价值；而且，这种价值赋予过程中也存在过度阐释的嫌疑。 

但仔细阅读《异想天开：蔡国强与农民达·芬奇》和同名画册后，那一个个智慧、生动、坚韧、勤勉的作为个体的农民发明家的精神魅力确实打动了我，我甚至觉得关注他们对改写和丰富当代中国农民形象的作用，比单纯关注蔡国强更有价值。 

传统农民多被妖魔化为愚昧、落后，但这9位农民发明家中有5位是发明飞机，1位发明飞碟，1位做机器人，2位做潜水艇。其中，发明飞机的农民最多，他们普遍的受教育水平不超过小学，但他们对常人视为高科技结晶的飞机的本质认识充满着“大道至简”的朴拙： 

读完初一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的熊天华，“童年的时代就对蜻蜓、燕子很好奇”、“一出去看到有风，就会张开两只手”。对蓝天的这种朴素向往激励着这位青年农民，多次研制和试飞，让他“现在感觉飞机就像大风筝那样”。与熊天华同为1975年生人的徐斌，痴迷于研制旋翼机也是因为“小时候喜欢鸟”。 

而在江西老农吴书仔眼里，“直升飞机只是一个能飞的凳子”（这个概括的经典程度不亚于农民企业家李书福对汽车的理解）。当蔡国强问他为什么不做实用一点的抽水机而非要做飞机时，他的回答更让人叫绝但又不无道理：“做飞机更简单”，“用木头不能做抽水机，用木头做飞机有用。” 

正是这样原始而粗粝的探索精神，让这些农民发明家飞上蓝天的梦想一点点变成现实。这种被祛魅的“科学”，没有理由被嘲笑，因为科学的产生本来就和世俗生活的需要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上真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蔡国强和国家载人航天工程的总指挥是朋友，他认为这种“科学家里面的科学家”往往面临一个尴尬：“慢慢都变成国家项目的工程师了，他没有早期开拓美好未来、寻找未知世界的那样一个冲动，他就是等待项目的安排。” 

农民发明家的发明物在实现产业化之前的这种朴拙让蔡国强心仪，并被他以艺术的名义珍藏、呈现。而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民科研”也逐渐引起国家层面的科学体制的关注甚至接纳。 

通州农民吴玉禄的机器人在石家庄还“和神州7号同台展示”：“不管哪个国家的机器人，都不是农民做的。包括日本我也了解，本田、索尼他们机器人做得非常好，但绝对不是农民像我似地做，他们都是一个大的公司、大的团队，人家投入非常多。” 

2005年11月，发明飞碟的农民杜文达一度还受到国防科工委洽谈合作的邀请。虽然因故错失这次机会，但杜文达现正在上海与前任新加坡商会会长合作研发一种新型电车，“那里面的技术有11个专利都是我的。” 

蔡国强和这些农民发明家一见如故，也许从根本上说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 

蔡国强多次强调不能让这个展览沦为一个农产品展销会，但又不能过于突出自己。他在展厅内布置了50多只风筝（这种道具，他在2003年11月的埃及小镇锡瓦也用过），让它们被风扇吹拂，而且在每只风筝上打上投影，讲述每位农民发明家的故事。这种创意和对分寸感的掌控，正体现了蔡国强作为策展人的核心价值。 

“他们（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所凝结的是个人的能力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但这又是一种‘返回’，是从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状态回到了农民变成工匠的那个工业化最初的历史的状态之中。”在文化批评家张颐武看来，蔡国强的作品，无论是焰火还是“现成品”：都有一种强烈的梦想的气质，他的“反重力”的脱离文化和历史限制的愿望一直是他的梦想的关键。 

而在我看来，对蔡国强的最高褒奖莫过于青年农民陶相礼的一番评价：“虽然行业不一样，你做这个比赵本山还厉害”，“最起码我感觉你能把我们这些疯子集中在一起很厉害，我们是科技，赵本山是给别人带来一种开心，这是没办法媲美的。总体来说，当你科技发展了，你经济、农民收入、国家纳税，很多很多行业，包括我们国家富强都有了。不能穷开心吧，开心只是一种取乐，取完乐之后，怎么办？你不还是穷吗。当你真正科技发达了，我们说了算，因为我们有能力。” 

这，就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中国农民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