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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应该把自己放得很大 

燕舞：在我看来，这件事情被你人为地赋予了很多意义。不客气地说，在你没有关注和购买他们的发明物之前，他们只是在各种媒体的角落里被作为一种花边新闻报道，被人嘲笑。因为你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你说这些是艺术品，它们也就成了艺术品。再说得刻薄点，我觉得你这个展览对那些农民发明家最大的实际好处，不过是他们把发明物卖给你，可以变现，继续做他们的发明。 

蔡国强：那应该是一种时代的痕迹。我们应用艺术家这个小小特权，为农民说一句话。当我提出要办“农民，让城市更美好”为主题的展览时，很多人就提出质疑，为什么世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却要办农民的展览。所以，我面临的第一个关，就是所有人问为什么做农民。很现实的，你就成了代言者。因为世博会的园区是农民盖的，高速公路是农民修的，你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说“农民，让世博更美好”，这样就形成了议题的东西。这是在时代里自然而然产生的联系。 

艺术本身也相对宽松，这样的声音是不是重要都不要紧，我也不在乎声音的大小、受众的多少，这样的声音应该发出来。可能你铺天盖地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我有一两个地方、大牌子之类的，写着“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一个就是拆掉一半的大楼，我就直接写上“农民，让城市更美好”。这是城市发展的历史的剖面。 

另一个是在黄浦江畔最大的LED的屏幕上，就是在震旦大楼上展示大屏幕的图片，一个小时三次，一个字一个字，一直在流动，我把它变成书写书法的video。那么，很多游客，也有许多来自农村的游客，他们来黄浦江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流动的书法写的“农民，让城市更美好”。 

对于农民朋友能够因此得到活干、增加收入这样的事情，我本身没有在意我这样的举动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帮助。当我看到他们第一次来到上海，像“群英会”一样聚在一起成为朋友，我就觉得我做了好事。也不能说这是什么大的善举，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做了好事。 

人生不应该把自己放得很大，很多时候你的感动也会来自于你个人的小小善举。所以，当你做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矛盾，使人家也得到了快乐，也感动了自己。 

这些年轻人知道他们中有人做飞机，有人做直升机，他们一直观察彼此的飞机。他们做的飞机都能飞上天空，但是当他们看到那些老农民做的不能够上天的飞机，也会很感动，他们能从精神上和天趣的美学上感动。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这也是我的一个特点，我希望去和别人交流合作。 

燕舞：昨天你也讲到，有一个广东农民以前是做飞机的，但这次他是坐我们通常坐的那种公共飞机来上海参加你的展览的。 

蔡国强：熊天华为了参加这次展览是乘公用飞机过来的，我也会在意这种事情是不是不大好，因为之前他只坐自己的飞机，但是很多事情都不要想太多。随着他生意的扩张，也许早晚有一天他会坐公共飞机的。我们不能期望别人永远过着我们感动、理解的那种他们应该过的生活。 

我也有一些不安，但在很多事情上，我希望除了自己高兴，他们也能够高兴，我得到的同时也希望别人有所得。就像他们会为彼此认识对方感到很开心一样，我也会觉得开心。 

我在这次艺术展上的航空母舰里面放了两个影片。其中一个是前苏联导演Artavazd Peleshyan 的纪录片《我们的世纪》。这个影片很棒，反映了前苏联从做飞机起飞、火箭上天并登上宇宙这整个过程，是苏联人的光荣和挫折的实录，非常感人。那些做飞机、潜艇的农民，一有空就坐在那里看这部电影，像小孩一样在看。他们每次都看得很感动。通过这部影片，他们会看到人类共同走过的道路，这使他们明白，要让梦想起飞，一样需要承受挫折、失败等种种经历。这个时候，我感到我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欣慰和支持。 

有人问我有没有告诉这些农民，你们参加的可是艺术展。我说，艺术有这么重要吗？农民也很重要，为什么要让农民理解他们现在是在做艺术展呢？这不是很好笑吗？有时候，艺术界会放大自己的重要性，好像他们认为做艺术、参加艺术展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我不这样认为，我不会跟农民强调他们是在做艺术展，他们只需要做他们自己。 

在参加农民的展览时，我也不会刻意地穿很朴实的衣服，开幕式上我要穿名牌服装以示尊重主办者和农民兄弟们，我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我们之间能够对话，能来一起做事情，就是这个事情的意义。比如，制造机器人的农民根本不需要知道他是在做艺术，他只需要展示他创造机器人的能力就可以了。 

（商凝瑶、钟宇飞为本访谈的录音整理提供了大量帮助，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