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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种你争我抢的世界里，在这种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里，长寿就多半是一个耻辱。朝廷尚爵而不再尚齿，社会推崇的是成功者，是权势熏天者。 

当然，那种为享百年寿而刻意回避人世的做法也不可取，但要记住，修身养性的成就是不可思议，也是真实不虚的。人的一生本来应该这样度过，青春年少时过好学子生活，敬畏这个世界，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当然重要的是闻道，所谓朝闻道也；青壮年时好好过成年人的生活，立身处世，尽自己的责任、本分、义务；到老时淡出家庭、退出权势，把一生的积累归还给世界，去云游四方传道解惑，或者，清修自守，去发现身体的秘密和可能性…… 

——选自《老子传》第十六章 礼闻来学 

为什么要写《老子传》 

这两年我在大理乡间“ 隐居” ， 读了一些先秦的材料， 从《左传》、《春秋》读起，然后往前读，读三代史。中国人虽然重视历史，但到现在老祖宗的那点儿事还是说不好——考古学只限于考古领域，太专； 文学家只会展开想象，从民间传说那儿吸点养分，把上古神话化、传奇化——完全搞不清楚那个时代人的个性、心理跟现代人有什么差别。我们看历史和历史人物，要么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跟我们一样思想，要么以为他们神得很，要么以为他们简陋至极。 

顾颉刚说过， 战国时人的思维方式和现在人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其实代代都有，比如民国人物跟当代人物就不同，汉代人的心理和思维和现在不一样，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少有人能向我们介绍这种差异。汉代人的宗族气息远远不是我们后来理解的乡村宗法制度，而是家国一体的那种东西，是生活在宗族氛围里的那样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体会不到。历史学家容易把人物表面化，让你深入不下去。我们的祖先，那些熟悉的陌生人，跟我们的同与不同；把我们投入到他们的时空中去，我们能否了解并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这一点儿，司马迁做得比较好，只是司马迁没有条件把上古的历史人物同样好地纪传下来。 

看古希腊、罗马的上古史，就看得很清楚。他们有好的历史写作。但是中国的上古史就看不清楚，到现在为止夏代到底存不存在还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很让人悲哀。这让我们至今不了解也不理解上古中国。要么把他们传说化，要么拿着考古学的放大镜去看他们，把他们弄得特别茹毛饮血，好像他们的生活很原始，很惨很匮乏。 

最远的时间和最远的空间其实是在一个点上，你要把这点想通了就不会把历史想当然了，也不会把宗教信仰想当然了，就可以平等地看待他们了。我因此理解基督信仰但不接受它，它的那种神的目的论有意义，但我们中国的道同样有意义。道是很自然状态的。道就是上帝，但人格化的上帝却并不是道本身。你无论是把历史目的化也好，还是把神、上帝目的化也好，都有用，但一旦你强化了某种目的的时候，更要明白其他系统的人也是合目的的存在，这才是自然之道的高明玄妙，道统领了一切，虽然在别的系统里，是上帝、神在统领一切。我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的祖先找到的这个道更贴切一些。我认同我们先人的思想，无论世俗的，还是神奇的，还是绝对的，异端的，都有道，道在主宰一切。 

我最初并没有想到要写《老子传》，当时只是想把《易经》搞清楚，然后把《黄帝内经》搞清楚。我想把这些搞清楚之后，再看一下从伏羲到黄帝到蚩尤再到尧舜禹这段历史怎么讲，我能不能讲出来。我确实是跃跃欲试，我觉得我能够讲，不过我需要再花一年半年的时间来学习。 

2009年我离开大理到外面去流浪，在道观里住了一段时间，无书可读时就开始写小说，我写了一本寓言小说。在贵州看到了《流浪者之歌》，看了之后很惊讶，一个德国人都能写释迦摩尼，而且写得很飘逸，很美。我想我也可以写我们中国的这个大人物（老子），但我不会像黑塞那样把释迦摩尼的内心写得那么灵动，所以我就想寓言写完后写老子。后来我去了杭州，在杭州乡下的那一个月写老子。刚开始时只想整理《道德经》，我从贵州到杭州这一路，基本是抄《道德经》，抄了大约两遍吧，毕竟是81章啊，不容易把握，我想看看怎么把握老子的经义。抄完第二遍就觉得没必要去钻研经文本身了，我开始直接动笔写，平均一天以两章的速度往前推进，非常快，非常顺。8月下旬开始，9月上旬写完，半个月内写完27章。写完之后我就放了三个月，年底搬回北京才开始修改。 

写第一稿的时候地点是在临安。杭州下面的一个市，临安市太湖源镇施家村。一些奉爱瑜伽的信徒邀请我去。我就去了杭州，跟信徒们一起生活了几天，然后去其中的施老师乡间别墅。在乡间生活了近一个月，环境极好，房子周围竹子，大片大片的竹林，在那儿真是有点与世隔绝，也没有什么资料，我手头只有两本现代人写的道德经解释。 

当时的状态就是感觉世间的一切都不是你的。我跟刘燕当时已经面临绝境，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要变异，我将要净身出户。这一年我的母亲也去世了。我的身体也非常不好，每个月病一次。这个世界似乎跟你已经没有联系了。唯一跟你有什么联系呢？说句不好听的话，汉语是你的主权，汉语是你的国土，你怎么守护你唯一的领土，人们怎样通过你的汉语领土抵达收获世界，让人心能够感到温暖，这是我在孤绝状态下的心思。 

高尔泰被流放的时候，仍要在小纸片上偷偷写东西，他说我必须这样才能建立起跟宇宙间的联系，我觉得我也差不多这样。只不过我比他的处境要好一些，毕竟我在这样一个大众社会，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朋友众多；而且身边又是一帮奉爱瑜伽的虔诚信徒，一日三餐都给你做好，不需要你做任何事。 

我每天的生活非常简单，吃饭时陪施老师他们聊聊天，写累了就在竹林里散散步，我觉得那种状态是很舒服的。所以我建议写作者以后写作采取这种方式，到一个很朴实的人家里去，他们可以照顾你，那是很纯粹的状态。就像山林清泉一样，自然美好。我觉得把汉语打造成美好的事物是我的本分，或者说是我的责任，不要让它受太多的污染，虽然我也在《老子传》里用了一些时髦的话，但我尽量让这些用词显得自然，不牵强，让人们能够接受， 

这是要把时空的感觉做通，传递一种古今人的通感。 

从这个角度讲，我写《老子传》完全是一个很巧的事。有这么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想法，就像当年编写《非常道》一样，这些公共知识产品领域的空白本来应该有更多的人参与、填充、分享，既然我看到了空白，也没有人去做那样的工作，那么我就动手来做了。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图书馆里面都是当代书籍跟西方人的著作。文革、“毛时代”作家写的书，以及8 0 年代的文史作品， 那个语言粗制滥造不得了。记得我看纪伯伦的书，就觉得我也应该给人们贡献类似的语言产品， 因为他的那种语言跟当时中国作家学者的语言不能比，后者不堪目睹。我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说编写《非常道》，但《非常道》里的很多话语不是我的，我自己的文字功夫还没有表达出来。要表达个性，美好的话语，我觉得通过《老子传》，我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也许还有别的，比如我的十年来的汉语报告，大概近二十万字，但它可能太有锋芒了，而且它属于思想性论文，那些论文没有达到我想跟大部分人对话的目的。我觉得跟大部分人对话，可以通过老子这本书来实现，让中国人在这种很残酷的，或者说很苦难的生命状态中，能够体会到来自于遥远的时间或空间的安慰，我觉得这是我想做的。 

我一直关注汉语知识的演进，在我看来，有太多的公共知识领域需要作家学者们努力开拓，不然，我们社会就缺少共同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能总是自说自话，我们要提供背景，提供公共知识产品。学问家也好，思想家也好，应该给大众提供这样的东西。光自己有了知识还不够，还要把学问变成真正的学问，即不是什么独断的结论、观念、知识，而是精神、心灵、思想的交流，是人们共同的文化记忆，社会背景。 

很多人是不断地变化着他的坚持。比如有的人喜欢宪政，他每篇文章都能谈宪政，现在读了《圣经》，每篇文章都谈《圣经》。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如果诚实的话，他必须承认错误。因为你每篇文章都坚持你现在的一时之得，你就把它封闭死了，把它变成了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实际上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老子的抱残守缺，星云的形状、跟沙漠的形状、年轮的形状都是抱残守缺，它们对世界开放，所以才有无限的活力。科学领域的测不准原理也证实了，当你接近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变了。你一时接受了某种真理，但你可能只是接受了关于真理的表述，你没有生活在真理之中。你不能把此一时接受的真理当成终极去要求别人，因为你自己都在探索之中，你还有你的彼一时。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容易急匆匆的宣布发现了某个真理，然后推销给社会，自己却不计较后果。把这个关系搞清 

楚了，才能理解社会相对的平衡，或用政治术语叫相对的和谐，否则的话你永远在对立。那个人还在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你就在这儿搞后现代生活，你把后现代当做生活的终极去评判他们要求他们，这是不对的。 

我有自己的史观。中国史的写作不应该全是教科书式的，或者说是太学院的。那种历史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普通读者没有兴趣，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细节史的时髦，用这些思想建构起的远古史观，像是看图书馆或博物馆里的热闹。用个人的心理和当下生活去触摸历史，就跟这些热闹有差别。我仍觉得司马迁的《史记》了不起，他的人物纪传体，你读他笔下的人物，你可能感同身受，你觉得你就是项羽，就是刘邦，甚至读到项羽死时你也会很伤感无奈。写作时要尽可能的理解他们还原他们，他们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我要传达的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最重要的，要让每个读者觉得自己就是老子，就是王者。你读我的东西，希望完全把你打开，把你打开成无穷大，你贯穿天地，就是让每个人觉得自己就是老子，老子天王第一，而不是让你感觉猥琐卑劣。我希望哪怕猥琐卑劣的人看我的书，心灵也能够舒展起来，这是我的目的。即使他被生活被社会打磨得钢铁无情，看我的东西能够慢慢融化一点点，融化掉，他会重新与温情相撞。这是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