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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李翔 

“这是世界上智力最强大的学者也勉为其难的一个研究对象”，中欧商学院的教授肖知兴在一篇谈论中国的文章中说。那时他刚刚读完《经济学人》杂志的新兴市场特辑，结果在这本受人尊敬的杂志中发现了让人瞠目的关于中国的错误（比如拼错了重庆的名字），以及对中国的管理经验的冷漠，“中国公司不引人注目，名字都印错，更不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中国的管理经验。” 

肖知兴教授从他专注的管理学角度注意到了世界对中国的陌生和莫衷一是。而在更大的范围内，何尝不是如此？人人都在谈论的那个“中国崛起”，就好像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戈多一样，存在于每个谈论者的口头，但是没有哪一个谈论者能够清楚地阐释出它究竟是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具体影响，以及它最后究竟是否能够如预期那样登场？ 

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头脑，在面对中国时似乎都一筹莫展。对它的解释和阐释再度流行，但仍同样语焉不详，难以让人感到满意。 

在谈论亨利·詹姆斯时，一位作家说，他所有的才华都沉浸在欧洲精致的花园中，却错过了他所生活的时代最重要的事情——美国的崛起。同样，尽管我们总是在谈论的那个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那里仍然在产生着激动人心的创新，艺术家和作家们仍然活跃，并且很大程度上引领着全世界的智慧，更别提财富和时尚，但是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可能正在东方发生，这大部分人中的大部分认为是在中国——也有另外一些人争辩说在印度。因此，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解释，毫无疑问成为一桩富有挑战、让人饶有兴致，并且会给自身带来名声的行为。这也毫无疑问地吸引了众多的人来谈论它。 

可能对它的理解的两个极端都是危险的。一个极端是完全沉溺在中国目前取得的辉煌的经济成就中，被它让人炫目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无处不在的“中国制造”所迷惑；另一个极端是用怀疑的眼光牢牢盯着它内部的任何风吹草动，质疑它的政治体制，不断地预测崩溃何时到来。 

但是，要想真正让人满意地去理解这个庞然大物毕竟是困难的。我们需要多重的视角和多样的观点。可能其中任何一种视角和观点都不能足够让人满意，不过丰富的和声总是胜过单一的声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接受的更多的都是经济学家的解释。他们急于揭示中国做对了什么，而能取得如此的“成就”；同时他们又忧心忡忡地抛出种种泡沫论和转型论。他们的解 

释自有其迷人之处：产权的改革释放出的对于致富的巨大欲望；区域经济之间的竞争让中国的每个城市都像一个公司那样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发展；而企业家精神被释放出来之后，又催生了一个尚不成熟却已经让人赞叹的商人阶层。 

今天，我们要聆听的则是一个政治学者的观点。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习惯于从国家社会的关系和国家制度的构建的角度来观察今日中国的变化。这让他的言论和我们通常听到的对中国转型的解释不同，比如他认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然后才是政治改革，国家制度的构建要先于大众民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