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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找我
那就要到所有临终的床前
我会混在围着濒死的人伤心欲绝
的家人中间
谁都不会注意到我
一个陌生人
我是一个经常企望死亡的人
一个一直深受幻灭渴求折磨的人
一个自身死亡遭到拒绝的
不吉利的人
——高桥睦郎《我的名字》节选

高桥睦郎，73岁，诗人。被公认缓和了日本现代诗歌与传统诗歌之间的紧张关系与隔阂。在他心中，我们的存在是“死者的礼物”；身处墓地，他会异常平静与安逸。他的世界连接了生与死，他的写作则连接了古典与现在。

——对话高桥睦郎

问：李翔 答：高桥睦郎

李翔：包括博尔赫斯在内的诗人对您的影响很大。如果有机会和博尔赫斯对谈，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 

高桥睦郎：我还从没听过这么奇怪的问题。（沉思良久）我会问他，东洋，包括日本和中国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翔：这个问题也很奇怪，因为博尔赫斯只是在小说中写过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你为什么会这样问他？ 

高桥睦郎：我想知道欧洲人对东洋是什么看法。尤其是博尔赫斯这种对现实不大感兴趣的人。他的小说有些其 

实非常无聊。但我现在觉得，他这些无聊的主题触抵了文学的本质。 

李翔：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高桥睦郎：说实话，我不知道什么是文学的本质。正因为不知道才会写作，知道的话也许我会放弃写作。我从没想过要当一个作者，读者的身份让我更舒服。阅读是一件很有乐趣也很舒服的事。 

李翔：在你看来，理想中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应具备哪些特质？ 

高桥睦郎：尽管书写的是人类，但却跟永恒有关。这种作品应该告诉我们，活着和死亡的区别，存在和不存在的区别。博尔赫斯的一些诗中传递了这种特质，可能跟他失明有关。 

李翔：博尔赫斯讲过一句知名度非常高的话，他说，“我想象中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对于你呢？ 

高桥睦郎：如果这个图书馆门窗打开，四面通风，就完美了。 

李翔：是好奇心在驱动你写作吗？ 

高桥睦郎：是，但不仅是好奇，更根本的是存在的问题，它超越了好奇心。 

李翔：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 

高桥睦郎：中学二年级，我站在桌子上，把灯擦干净，下来的瞬间，突然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从那时候开始，有时候想，如果没有我这个人的存在，也许我会更快活。 

李翔：你现在不快活？ 

高桥睦郎：应该不是。也许别人看我活得很快活，但其实内心还是充满了很多东西。 

李翔：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到愉悦？ 

高桥睦郎：写出了自己想写的并且满意的作品。 

李翔：要想写得好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高桥睦郎：如果每天看到的事情、做过的事情，都能像在镜中似的，可以被你自己需要看到时看到，那样最好。 

李翔：存在理想的写作地点吗？还是无所谓？ 

高桥睦郎：理想的地点，应该是我一个人。并不仅仅是空间里没有他人，而是即使在很多人中间也只有自己的感觉。或许可以称之为孤独感。 

李翔：在你看来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才能成为一个好诗人？ 

高桥睦郎：我从来没有抱着要成为一个好诗人的愿望去写作。不是我主动地去写诗，是诗歌让我去写。 

李翔：你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高桥：不。阅读过去的东西不如写新的东西。当然，写下的每首诗我都是负责任的，但我不想经常回过头来阅读它们。 

李翔：你会被自己的作品打动吗？ 

高桥：不会。我不想被感动。被自己的作品感动的人是自己热爱自己的人。你会陷入自我热爱这个陷阱。 

李翔：你认为诗人应有平静的生活，但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冒险家，您如何看待他们？比如说像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和兰波。 

高桥睦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兰波20岁已经完成了一个诗人的使命，之后他怎么过都可以。虽然我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某种意义上，我现在还没有像兰波20岁那样。因此，我才更加要好好生活。兰波说，不能永远的看到。我要看到就必须好好的活着，这就行了。 

李翔：是什么因素让你决定以写作为生？ 

高桥睦郎：我一开始在公司上班，很久之后才辞职开始写作。但后来发现写作更适合我的性情，满足我的个人行动。我如果是女性，有可能变成娼妇。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了解世界的方法。 

李翔：你决定成为职业诗人之前的经历，哪段对你影响较大？ 

高桥睦郎：幼年时代，我的幼年时代度过的超乎想象的艰难。 

李翔：那是怎样的影响呢？仅仅是个人的艰苦？还是整个日本社会共同的艰苦？ 

高桥睦郎：我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妈妈跟一个男人私奔了，那个男人还带着妻子，一男两女去了天津。她把我留给日本的爷爷，爷爷又把我送给另外一个人。普通人觉得少年时代的我非常可怜，但是我从没这样认为。尽管很困苦，但是我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人。 

李翔：幼年时代的经历对你作品的影响是什么呢？ 

高桥睦郎：一个人的独立很重要。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作品比较灰暗、忧郁，这是跟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矛盾的是，我的死亡意识很强。所以我自己无所谓，我不黑暗也不明亮。 

李翔：您希望您的作品带给读者什么样的东西？ 

高桥睦郎：我从来没有期待过给读者带来什么。我的作品也没有给我什么。它唯一给予我的东西就是让我觉得写作不是这样的，然后继续拼命的写。 

李翔：您希望被人记住吗？ 

高桥睦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的某一首诗的某一句能够被某一个人记住，即使他记不住名字，只要能记住那句诗，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李翔：你写作上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高桥睦郎：让诗歌脱离我本人。它怎样能远离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这是很重要的。 

李翔：三岛由纪夫自杀的时候，他的母亲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这是我儿子做的唯一一件模仿别人的事情”。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与众不同对一个作家和诗人重要吗？ 

高桥睦郎：作为三岛的朋友，首先我不认为三岛的母亲说过这句话；其次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重要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自己，而是你怎么接近并揭开文学之谜。重要的是诗歌，不是诗人。 

李翔：但是，是诗人赋予诗歌气质的。 

高桥睦郎：诗人只是诗歌的道具。 

李翔：你经过了怎样的训练才形成了你现在的风格？ 

高桥睦郎：我一直认为作品不能有风格。如果别人认为我的作品是这么一种风格，那是我对诗歌写作的怠慢。作者如果创造一种风格就会产生界限，我认为应该避开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继续写作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李翔：但是普遍的观点是，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创造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比如马尔克斯、兰波，以及很多伟大的诗人和作家。 

高桥睦郎：他们肯定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风格是别人附加给他们的。我觉得写每首诗都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带着这种无懈可击的写作态度去完成一部作品，结果是这样（创造了一种风格）。 

李翔：如果不是生活在日本，你还会成为今天的高桥睦郎吗？ 

高桥睦郎：我并不想成为高桥睦郎，我想像透明人一样，做看不见的存在。 

李翔：可能对于任何一个东方作家而言，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就是西方对你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压迫感，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 

高桥睦郎：能感觉到压迫感，我认为现代诗不应该叫现代诗，应该叫西式的洋诗。我一直在思考怎样摆脱这种压迫，成为独立的东西。我每天都在自己的写作当中思考这种东西。 

李翔：转向古典或者古代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高桥睦郎：我认为过去和现代是一样的，你现在写的东西，一千年之后的人看到还很新鲜，那么你现在写的东西，一千年前的人读起来，感觉也是一样的。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李翔：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田原对你的介绍和评价中有这样一句：“高桥是生活在现代的古典人，他缩小了古典和现代之间的鸿沟。”你自己认为是这样吗？ 

高桥睦郎：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很高兴。 

李翔：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高桥睦郎：因为我没有带着同时代的读者的意识写作。 

李翔：英国作家伍尔伍写过一篇文章叫《普通读者》，她会寻找她的作品的普通读者，你会去寻找这样一个普通读者吗？ 

高桥睦郎：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读者。如果有读者由衷地读我的作品，当然是很高兴的一件事。但是我不是为了读者写作。 

李翔：西方诗人和东方诗人，哪个对你影响更大？ 

高桥睦郎：表面上是欧洲，但根本上是东洋诗人对我影响更大。首先我作为一个日语诗人，几千年来日语文化的影响肯定是摆脱不掉的。语言不是我个人的东西，它是有生命的，我语言发芽的时候根植在东洋。对我来说，东洋是血液，西洋是衣服。 

李翔：您所指的衣服和血液的关系，是不是有点类似“和魂洋才” ， 或者中国人讲的“ 中体西用”？ 

高桥睦郎：比较相似。和魂这句话不应该这么表达，我一直反对这种说法，其实和魂并不存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放在缸子里，摇摇晃晃就形成了一种东西。“和”某种意义上是禅宗的“无”。 

李翔：我感觉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在面向西方的时候，将近200年一点变化都没有，无论是文学上，技术上还是整个国家的治理上，仍然是以一种心态来面对西方。 

高桥睦郎：日本有时会认为自己是优秀的民族，因为引进西洋很多东西，觉得自己比中国优秀，于是发动战争。日本的优势是一无所有，这种一无所有正是日本的一种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