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民富是国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在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民富因此成为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将民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个政策值得庆贺。决策者们需要为政策调整做出极大的努力，前方并非全是坦途。中下层民众已经为富裕生活奋斗了很多年，显然，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

富民政策与强大国家

在上世纪80年代，“感谢党的富民政策”是最常见的宣传词组之一。那时的“富民政策”其实很简单，只是不再那么压制“民”谋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官员不再那么恐惧“资本主义尾巴”。民不畏死，民畏贫穷。在长期贫困之后，人们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为了很少一点收入，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各种“民工”含辛茹苦地劳作；长期贫穷和“人口红利”制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他们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在30年辛劳之后，人们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小康对于其中的许多人来说仍然遥不可及。在很多情况下，贫穷不是人们自己的过错，他们付出了劳动，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新“富民政策”应该着力减少从他们那里拿走的财富。即使今后五年中国的财富总量不增加，仅仅更加公正的分配也足以使所有穷人脱贫。但是，不差钱并不会减少“富民”政策的艰难。

民富是一个很悠久的愿望。把“民富”与“国强”放在一起，大约出自汉朝历史学家赵晔。《吴越春秋》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他把“民”放在“国”的前面，把“民富”放在“国强”的前面。“国”显然指有形的政府，而不是现代那个无所不在的、形而上的神圣物。古人的头脑很清醒，这是真正的以民为本。只有这个顺序才能够使民众平安、价值体系安稳。

到了近代，大约受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的影响，两者的顺序颠倒过来，变成了“国强民富”。这个颠倒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迫切愿望，却是有害的。在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民没有富，国也没有强；日本的国强了，却在二战中被打败了。过于强大的“国家”必然危害国家——不仅是政府和官员。

此外，人们还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民富”与“国强”的目标经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仅是先后顺序的差异。在很多时候，民穷正是因为国强。强大的国家压制了民众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文革”前后所看到的；或者民众创造的财富可以被轻松拿走。只有当国家对人民负责，而不再是人民的重负时，民才可能真正富裕，社会才可能真正稳定，国家才可能真正繁荣。

由此，本文的标题“民富是国强之源”可能导致误解：民富是为了国强。这个解读颠倒了两者的轻重顺序。实际上，把国家放在人民之前，恰恰是导致民贫的原因之一。国家存在的理由应该是保护国民和他们的财富，国强是为了保护民富，保护社会公正。民众创造财富却不是为了供养官员。

历史背景

这里介绍一小点历史背景，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

孔子是教育家和道德家，他提倡安贫乐道。但对于普通民众，他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论语·子路》记载，孔子感叹卫国人口众多。冉有问，人多之后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再问，富了之后呢？孔子说：“教之。”对于民众，孔子把富裕放在第一位。他不怕富裕的民众。

儒家学说要求士大夫发挥道德模范作用，体恤民众，不支持建立为所欲为的官府。因此，虽然有昏君的贪得无厌，有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但至少在指导思想上，中国历代政府一般是不经营商业与民争利的。官府的收入主要是税赋。在政治清明的时候，官府很克制，允许民众享有他们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这是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方面，官僚机构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商人受到歧视，商业合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在政治昏暗的时候，这个缺陷必然更加重创财源。因此，在王朝末年，经济萧条，财政崩溃。

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作者安格斯·麦迪森认为，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在宋朝提高最快，在明清时期大约持平。在19世纪初，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拉开西方与传统农业社会之间的距离。他认为，从1820到1952年，中国在世界GDP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水平的90%下降了1/4。据托马斯·罗斯基在 《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中介绍的研究成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的人均年产出增长率超过了1%，接近日本在1897-1931年的数字；私人消费上升了10%，年均0.5%。这在当时算是不错的记录。罗斯基的结论是：在1937年之前，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扩张”。此后的侵略和内战使得民生凋敝。麦迪森愿意采信计划经济的数字。他认为，从1952到1978年，中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却继续下降。由于民生被忽视，1978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很可能低于1820年的水平。1978年之后，经济增长迅速，政府变得非常富有和强大，但普通民众的收入仍然提高有限。

麦迪森赞同韦伯和巴拉兹的研究结果，中国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官府。国家主导经济活动，而官僚使用权力时有很大的随意性，百姓处于依附地位。“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掠夺性的财政手段，以及潜在的司法审判上的随意性，约束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抑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