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其实，民富本身就是目标。“富之”然后“教之”。我们知道，促进富裕与文明的主体是民，不是官。民富不必非要与“大国地位”联系在一起。本文已经论证“国强”有时是有害的，但这个目标对许多人仍有吸引力。在此，我们不妨扩展“大国”的内涵，增添民众的权利、财富和文明程度、对权力的制约、法律的公正、社会的公平。这也算是“与世界接轨”吧。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并相信分配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命运。战国时期，七国争雄，“王”与“霸”是当时各学派讨论的一个主题。王者是道德的，霸者是武力的。兵书《魏缭子》大约写于孟子时期，其中一章《战威》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将要亡国的诸侯只顾充实自己的仓库。《魏缭子》还说：上层富得流油，下层却像在漏斗中一样没有积蓄，那么，当灾祸到来时，局势必然不可挽救。

从民、士到大夫，官职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少，而（诸侯的）仓府只属于诸侯一人，他的近臣、宦官有机会盗用。魏缭子谈的是立国基础的深度和广度，以民为立国之本。那时还没有民主制度，统治的合法性在于国君的仁慈和百姓的富裕。好国君能够让“民”过上安稳日子。

在《荀子·王制》中有一段话与《魏缭子·战威》的几乎一样，应当是英雄所见略同，其中一人引用了另一人。这个兴亡公式或许有些简单，但大致符合事实，不是儒家的空泛理想。两书的作者都是现实主义者，生活在同一时代，看到同样的国际局势。在《王制》中，荀子说，如果国家富而百姓穷，国家“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他又说：“聚敛者，招寇、肥敌、亡国、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在战国时，国家间的竞争激烈，局势有点像我们的现代世界，我们应该牢记他们的告诫。

古人不赞同政府干预经济。比如苏轼反对王安石改革。他说：“兴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他认为，只要政府不多事，百姓自然会富裕。苏轼的这个观点近似自由放任经济学。政府只要好好照顾那些缺少自食其力之能力的人，而不是每一个穷人。穷人得到了权利就会富裕起来。官府的事情多了，百姓必然会贫穷。

目前的富民政策给贫困人口带来了一线希望，让中等收入者也可从中获益，其切实稳步地推行也会给我们这个国家带来新的希望。这个政策的另一好处是，在“盛世”和“大国”的喧嚣之中，把目光引向国内大面积的、深度的贫困，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也可在大国鼓噪者的太阳穴上抹一点清凉油，以收清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