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江/文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是一部家天下的历史。在这个漫长的历史中，统治者视国家为私有，也要求所有人都以国为家，为国尽忠，死而后已。在这部家天下的历史中，国家利益始终高高在上，民众利益则可随意践踏，任予任取。也许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这种国为重、民为轻的思维模式仍然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

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二五”规划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以民生为本，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五中全会的精神，标志着从我国“十二五”开始，中国历史将告别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千年传统，走向一个民富民强的新时期、新天地，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富。

何谓民富

民富的内涵，应该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那么，当代中国离民富还差多远呢？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上下，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已经达到8万-10万美元。而亚非拉最贫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最低不到200美元。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差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的人均GDP不到400美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大体为最贫穷国家的十几倍，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中国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这些数字说明，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数字同时也说明，无论从收入水平还是分配关系的角度来看，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且远兮。

富民之路

发达国家是怎样走向民富，实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的？我们仅以美国和日本为例，来看看发达国家的经验。

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英国仍肆意拦截美国的舰船，掠夺物资，打死、打伤和劫持美国船员，煽动印第安人暴动，在美国制造内乱。英国的挑衅导致两国在1812年重新开战。开战后，美国不堪一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华盛顿，纵火焚烧了白宫和市内其他建筑。

除了外辱，就是内乱。屠杀印第安人，买卖黑奴，农民暴动，与敌国进行走私贸易，直至南北方大打分裂战争。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这些概念，在美国曾经显得如此遥远与陌生。

那么，美国是怎么富强起来的呢？有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这一精神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在利益驱动下，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寒冷斗，书写了一部充满死亡与血泪，惊天地、泣鬼神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

对个人致富的冲动，美国政府不是压抑，而是尽力创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到充分发挥。其中以两个条件最为重要，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收，藏富于民。

美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是以铁路的大发展为前提的。19世纪后半期，为支持个人投资铁路，政府提供了税收和融资（参股、信贷和担保）的多方面支持，赠送给铁路公司的土地竟然达到国土面积的1/10。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铁路19世纪末达到30万英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为国内市场的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交通基础。除了铁路，从立国到今天，美国在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中，无不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功建设了现代企业、现代产业和现代经济。需要重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美国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这些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贫困。

另外，在税收方面，直至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的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谓穷到家了。1803年美国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购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67年以720万美元价格从俄罗斯购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这些买卖对财政来说，都是困难重重，政府费尽口舌，才说服国会和民众，这钱是值得花的，获准举债购买。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这奠定了美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与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了法律和秩序的轨道。此后，美国便势不可挡地成为了整体实力的世界首富，成为了世界霸主。

日本：19世纪中期，处于封建统治下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面临西方威胁。1853年，日本在美国炮舰的威胁下，被迫开国贸易，并丧失了关税主权，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相同的挑战并没有带来相同的结果。19世纪中叶以来，日本人锐意维新，很快加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在其后100多年中一直戴着世界上 “最贫穷国家”的帽子。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的厄运，走向富强的？关键在于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

明治政府是由日本新兴商业和产业资产阶级推上台的。对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日本越能彻底地西洋化，他们就越安全，发展的空间就越广阔。一个法治的政府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财产，市场化了的金融、劳动力和企业制度，能让他们更加自由地运作和发展。这种利益上的动机，决定了他们要求全面西化的态度。明治政府代表他们的利益，顺应潮流，推行了全盘西化的革新路线。

为了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明治政府还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天皇的《五条誓文》中，其一便是使国民都能 “各遂其志”，获得充分发展。为了培养优秀国民，日本从1872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

此外，日本政府还不遗余力，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之外，还直接对民营企业进行补助。仅在1875-1880年期间就提供补助资金达5000万日元，相当于同期财政支出的1/6。对那些民间暂时无力创办而不得不由政府创办的企业，比如很多机械、造船、矿山企业，一旦时机成熟，政府便毫不犹豫地实行私有化，使这些企业的效益得到了极大提高。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给民间企业家。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日本民营企业得以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类似，也非常简单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